新中国第一个出访国外的美术代表团团长是傅抱石
傅抱石，我国现代著名的国画家、美术史研究和绘画理论家，“新山水画”代表画家。原名长生、瑞麟，号抱石斋主人。
1904年10月5日生，江西新余（今江西省新余市）人（一说江西南昌人）。少年家贫，11岁在瓷器店学徒，自学书法、篆刻和绘画。1925年著〈国画源流概述〉，1926年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艺术科，并留校任教。
1929年著《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3年在徐悲鸿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34年在东京举办个人画展。1935年回国，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抗日战争期间定居重庆，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1946年迁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并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1957年任江苏省中国画院院长。由于长期对真山真水的体察，画意深邃，章法新颖，善用浓墨，渲染等法，把水、墨、彩融合一体，达到翁郁淋漓，气势磅礴的效果。在传统技法基础上，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对解放后的山水画，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其人物画，线条劲健，深得传神之妙。1965年9月29日病逝南京，卒年六十二岁。
傅抱石在艺术上崇尚革新，他的艺术创作以山水画成就最大。在日本期间研究日本绘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融会日本画技法，受蜀中山水气象磅礴的启发，进行艺术变革，以皮纸破笔绘山水，创独特皴（读音“窜”，一声）法——抱石皴。他的人物画受顾恺之，陈老莲的影响较大，但又能蜕变运用，自成一格。
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以古代文学名著为创作题材，用笔洗练，注重气韵，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效果。人物以形求神，刻意表现人物的内在气质，虽乱头粗服，却矜持恬静。傅抱石先生人物画的线条极为凝练，勾勒中强调速度、压力和面积三要素的变化，不同于传统沿袭画谱的画法。他还把山水画的技法融合到自己的人物画之中，一改清代以来的人物画画风，显示出独特的个性。傅抱石是开宗立派的一代艺术大师。
国画大师傅抱石先生是位博大精深的学者，毕生著述二百余万字，涉及文化的各方面。他对古典文学与艺术的研究是同步的，于文学中尤钟情于诗，历代佳作无不熟稔，体现在他的画中。大致有三重点：首先是他最崇仰的战国时代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心仪其品德情操，同情屈子“抱石怀沙”自沉汨罗江的悲壮结局，因而自号“抱石斋主人”，先生所作《九歌》图早已斐声遐迩。另一个重点是石涛。先生青年时期编着《石涛上人年谱》，从上人的生活到作品，考据精详，故在艺术上受其影响也最深，且以石涛诗入画，随手拈来即成佳品。
作为重点中的重点，抱石先生取材最多的还是唐诗。唐诗在创作的当时就深入民间，即至今日，历朝士子必读的《四书》几乎尘封，但唐诗中的名篇却依然孺子能背。古代典藉中有关哲学、道德等内容能在一定条件下保存，而政治、社会的理论会随着时代变化而被人淡忘，只有诗的艺术魅力却永葆青春。画家取材唐诗有其普遍性的一面，然而先生创作的唐人诗意画却有不同一般的特殊性。
画家运用古诗有二种不同方式。一是以己意去凑古人的诗，譬如李白的《清平调》系藉芍药写大真，而有人只画花，却把诗句全部抄上，其实画面离主题甚远。另一种是根据古人的诗立意，或从中汲取灵感，抓住其精神实质进行艺术再创造，无须题诗而诗意盎然。抱石先生可称后者之典范，他的古人诗意画既有宏景钜制，又有小品点晴，虽在有些画中题上诗句，但不占重要位置，有的只写题目，有时仅题款，可是读者一目了然是哪首诗。臻此化境，绝非偶然。先生所有的绘画作品都是转化为视觉形象的诗，他本身就具备诗人的气质。除了标明为诗意画的以外，凡写“胸中丘壑”或写生作品，都是撷取大自然蕴蓄的诗意。描写古人形象或其轶事，就是歌颂某一古人或吟咏某一场景的诗句。画的语言即诗的语言，画的意境即诗的意境。区别于一般所谓的“诗配画”，而是诗即是画，画即是诗。
第一师范的“印痴”
1933年时的傅抱石与罗时慧在踏上艺术道路的初始，傅抱石首先把用于谋生的刻字转移到了艺术状态的篆刻上，一本赵之谦《二金蝶印谱》成了他最初的范本和教科书。他不断模仿使之习赵印章真伪难辨，连教他刻字的师傅也为之赞叹。从此，南昌城里不断有”赵之谦”的印章出现，好事者常常津津乐道，而傅抱石也多了一条养家的生路。第一师范中的”印痴”成了南昌城里的知名人物。
在第一师范的这段时间，他不断地去旧书店，开始读一些古代画史画论方面的著作。当他读到记述石涛《瞎尊者传》（陈鼎著）中的一句”我用我法”时，傅抱石顿开茅塞，并对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的思想欣赏不已。为了表达自己对石涛的情有独钟，他不仅刻制了”我用我法”的印章，还开始用”抱石斋主人”作为自己的别号。他用很多的时间去读史论著作，并开始研究画史画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从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到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他都一一涉猎。1925年，年仅22岁的学生傅抱石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国画源流述概》。
1926年，傅抱石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并留校任教于附小。他又开始了《摹印学》的写作，把自己多年来治印的体会融于其中。显然，傅抱石对史论的兴趣，为他未来在绘画上的成就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表明了他艺术人生中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1929年，傅抱石为编写教学讲义又完成了《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一书。在主本书里，傅抱石提出了”研究中国绘画的三大要素–人品、学部、天才”，还提出了”提高中国绘画的价值”和”增进中国绘画对于世界贡献的动力及信仰”的思想，反映了他对于中国艺术的一些独特的思考。
一个偶然的机会，傅抱石结识了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徐悲鸿，在他的鼎力推荐下，傅抱石获得了公派赴日留学的机会。1933年3月，傅抱石在上海登上了赴日本的轮船。
留学日本
而立之年的傅抱石为到了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拜于史学泰斗金原省吾的门下，从翻译金原省吾的《唐代之绘画》和《宋代之绘入手》，开始了对中国绘画史的更为专业和系统的研究。这一时期，傅抱石抓住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线索，对东晋顾恺之这一个案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时针对日本史学界中某一专家对这个问题的曲解，完成了《论顾恺之至荆浩山水画史问题》。接着，他开始撰写关于石涛的评传，以期通过此连接中国绘画史的发展脉络，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位著名画家的景仰。
不久，傅抱石又完成了《中国绘画理论》和《论秦汉诸美术与西方之关系》的研究和写作。这一时期，傅抱石在美术史论方面的成就，在许多领域都填补了美术史论研究中的空白，同时这方面的成就又反作用于美术创作，为他形成独特的画风奠定了基础。
在日本留学时，傅抱石专门拜访了因“四一二”政变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彼此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早在任职一师附小的时候，傅抱石就就聆听过郭沫若的抱告，印象深刻。傅抱石在史论研究中经常向郭沫若请教，在绘画创作上也不时得到郭沫若的批评，而郭沫若也在这种交往中不断地发现傅抱石的艺术天分和才华，每见傅抱石的得意之作都为之题咏，并为傅抱石在日本的首次画展题写了展名，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可以说郭沫若广博的学识和在日本的影响，为傅抱石在日本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这种亦师亦友的深厚友情又一直延续到抗战，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傅抱石的个人画集《傅抱石画集》出版，郭沫若为之作序，并在序中提出了“我国绘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傅抱石。”郭沫若还手书“南石斋”赠予傅抱石。而这本画集的出版，也使傅抱石在中国画坛上奠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地位。
1934年5月10日，在导师金原省吾的帮助下，傅抱石的首个个展《傅抱石中国画展览》在东京银座松板屋举行，著名画家横山大观、篆刻家河井仙郎、书法家中村不折以及日本文部省大臣、帝国美术院院长正木直彦等都参观了展览。金原省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期待了这么久的展览会终于成功了！”而这个成功的展览在傅抱石此后的艺术之旅中对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久，傅抱石的篆刻《离骚》又夺得全日本篆刻大赛冠军，使他的事业发展锦上添花。
正当傅抱石在日本一帆风顺并筹备第二次展览的时候，家中传来了母亲病重的消息，傅抱石像许多以孝为先的中国人一样，不得不于1935年6月24日返回中国。但当他回到南昌的家中时，母亲已病故，傅抱石悲痛万分。
重庆岁月
1937年，抗战爆发后，傅抱石应郭沫若之邀，于1938年进入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后随三厅撤至重庆。在重庆，傅抱石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1939年4月，傅抱石携全家来到重庆，住在沙坪坝金刚坡，此后他常在画上题署”金刚坡下山斋”。在初到重庆的一年里，因为政治部的工作没有展开，傅抱石有了一个全力画画的机会，并利用这一时机，创立了自己的画风。同时，他又开始了美术史论的研究，以期通过学术研究来论证“中国美术的精神，日本是不足为敌的”，从一个侧面鼓舞了抗战时期国人的信心。
这一年，傅抱石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发表了横山大观的一篇题为《日本美术的精神》的文章，对其中有”圣战”的言论十分不满，撰写了《从中国美术的精神上来看抗战的必胜》，鲜明地提出“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的母亲’”，并指出中国美术有三种伟大的精神：“第一，中国美术最重作者人格的修养；第二，中国美术在与外族、外国的交接上，最能吸收、同时又最能抵抗；第三，中国美术的表现，是‘雄浑’‘朴茂’，如天马行空，夭娇不群，含有沉着的、潜行的积极性。这三种特性，扩展到全民的民族抗战上，便是胜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