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是王韬

中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是王韬。

1874年1月，《循环日报》创刊，王韬主持笔政10年。在主持笔政10年中，王韬以不同的笔名发表了数百篇政论。

《循环日报》因重视政论而成为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个以政论为主的报纸，王韬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1883年，他的政论文章被选辑成书，名为《弢园文录外编》，这是我国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

在近代报业乃至政治领域具有深刻影响的风云人物——王韬，一个被林语堂称为“中国记者之父”的报业英雄。

一生干了三件大事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后改名瀚，字濑今。1862年后改名韬，字仲弢，又字紫诠。江苏苏州甪（读音“路”）直镇人。

自幼随父熟读经史，旧学功底扎实。17岁考取秀才，次年曾去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乡试未中，遂在乡村私塾教书，常写些“八股文”，以期“出世再用”。

1847年，王韬到上海探望父亲。第二年父病故。

1849年应聘在英国人开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和麦都思等传教士合作，完成《格致西学提要》、《瀛壖杂志》等译著，并协助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开始办报生涯。

王韬整整在墨海书馆干了13年。麦都思给他的待遇优厚，薪金一度高达200余两银，二人的情谊也深厚。然而王韬的内心却有受辱之感，他希望报效汉室。

王韬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智慧献给国家。在近10年的时间里，多时他平均每月上书一封。从上海道吴熙、江苏巡抚薛焕到驻军安徽的李鸿章，他都曾送去上千言的韬略。

遗憾的是，官僚们并不会认真倾听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声音。王韬因悲伤曾数次呕血。

1861年回乡探亲期间，上书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建议攻打上海，遭清政府通缉，避居香港。在此期间曾先后访问英、法、日等国。

1867年，理雅各离开香港回苏格兰家乡，邀请王韬游历欧洲并前去苏格兰继续帮助翻译中国典籍。

是年11月，王韬由香港坐海轮到法国马赛，然后从马赛乘坐火车经里昂到达巴黎，最后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

王韬每到一地，包括每一停泊港口，都会游历一番并写下游记。这些游记后来编入《漫游随录图记》。在英国，牛津大学校长特邀王韬到校发表华语演讲，这是第一位在牛津大学演说的中国学者。

1870年，王韬协助理雅各完成了《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的翻译。

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重新主持英华书馆，王韬随同返香港，在继续从事著述之余，仍旧主持《华字日报》主笔，积极为《华字日报》撰稿。所编译《普法战纪》一书，即在此报连载。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馆。

1874年，与留美归国学生黄平甫合作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编，并为该报撰写政论文章，提倡洋务，鼓吹变法。1884年后回上海定居。1885年创办弢园书局。

1886年出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在此期间，仍继续为《申报》、《万国公报》等撰稿。

王韬著有《遁窟谰言》、《弢园文录》、《弢园文录外编》等。

他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报刊政论作家。丁淦林说，在王韬的一生中，有三件事对他影响最大，即：上书太平军、游历英法、主编《循环日报》。

其报：《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发刊于1874年2月4日，创办宗旨为“强中以攘外，诹（读音“邹”）远以师长”。这张大型日报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个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也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他们政治主张的重要阵地。

《循环日报》的报名很特别，王韬自己说：“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然也。”他盼望中国走变法自强之路，实现由弱变强之循环。

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则认为，王韬所谓的“循环”是他心目中亘古不变的“三王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政治思想。

按美国汉学家柯文的说法，“《循环日报》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它纵评世界政局，高谈变法维新，成为我国第一个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讲坛；在第一批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当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卓南生谓之“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中文日报”。

这张以商业报纸面目出现的政论报纸，创办伊始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譬如，王韬在《循环日报》的开张布告中写道：本局“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由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这一点甚为重视，认为这是摆脱西人束缚、发表独立见解的前提。

美国学者保罗-科恩撰文指出：“在近代中国史的初期，报纸一般都是作为专门赚钱的手段，几乎没有对社会各种问题表明态度，或努力影响舆论的。王韬的报纸是一个例外，其显著特征，就是几乎全由王韬亲手写成的定期政论。”

《循环日报》最大特点是每天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发表一篇论说，这些论说大部分都出自王韬之手。

王韬亲理编务十年，撰写政论十年。十年间，国内外发生的时政大事，他都一一加以论述，评价其措置，褒贬其得失，使报刊政论文章以战斗的姿态介入国内外政务大事之中，增强了报刊影响舆论的政治作用，提高了报刊的政治地位。王韬为在我国办报论政作了最早的尝试，也为政治家办报作了舆论准备，他的启蒙思想和犀利的政论文章启迪了梁启超这一代人。

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文章，深受日本维新派重视。1879年，王韬以报界人士身份受邀访问日本四个月，以日本维新派报纸《报知新闻》为活动基地。

独树一帜的言论

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是为了把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宣之于世，而体现他思想的就是言论。该报大多数言论发表在新闻版（即第二版）的“中外新闻”栏内。

国际形势和中外关系一直是《循环日报》言论热衷的一大主题，显示出该报主笔对这方面问题关注和重视的程度。另一个热衷的话题是评说洋务新政，鼓吹社会变革，振臂高呼须“学习西方，改革旧例，除弊兴利，变法自强”。

对于妨碍进步、影响变革的种种社会弊端，该报言论进行了广泛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此外，对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循环日报》也都认真对待，用心评说——相关言论数量可观。

暨南大学教授曾建雄博士说，该报评说中外时势和鼓吹社会改良的政论，其思想水平之高，社会影响之大，并时无两。一般认为，言论特别是政论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循环日报》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杰出报纸，而王韬是其报言论的主宰和灵魂，风行一时。

《循环日报》创刊头十年的言论特别是政论，在当时的报刊言论中出类拔萃。其政论的特质可用16个字来归纳：即高屋建瓴、经世致用、讲求时效、不拘一格。体现出大处着眼的宏观意识，注重现实的参与意识和不落俗套的开放意识。

方汉奇评价说，王韬的政论文章继承了中国历代杰出政论家的优点，同时有自己的风格。他反对“泥古”，反对“刻意模仿”，反对把文章写成“千人一面”。他的政论文章深入浅出，言之有物，雄辩而富于感情，对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报刊政论有很大影响。

在当时，王韬的改良观点比较全面、系统，主张也比较激进，加上他荫庇于英国殖民当局，清政府鞭长莫及，使他敢于放胆直言。王韬在《循环日报》上的论说有些为国内报刊转载，后收集在《弢园文录外编》（选入其中的187篇，绝大部分是千字文）。

中国文学史也对王韬的政论评价尤高，说他肯定了社会化的报章日用散文，使文章通俗化，在散文发展史上具划时代意义。

其办报与新闻思想

王韬所从事的新闻事业是开创性的。他不仅把《循环日报》办得有声有色，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办报理论，是我国最早具有专门的办报思想的人或说是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

王韬经年累月接触西方报刊，游历国外，受西方报刊影响颇深，加之丰富的办报、办刊、出版还有教育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王韬也是我国近代专文表达报刊思想的第一人，他表达报刊思想的专论文章有三篇：《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原见于1876年《循环日报》，转见于《弢园文录外编》），《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见1878年2月19日《申报》第4“页”转载的《循环日报》“论说”），《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见郭步陶《编辑与评论》一书，第131面。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这三篇文章写于1874年至1884年之间，是中国人写的最早一批研究新闻学的文章。此外，还有一些散见于其他政论文章中，在这些文章里，王韬对于报刊的职能、作用、报刊新闻学观点，以及报人、主笔的素质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为我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发展和形成，起了奠基和启蒙的作用。

王韬认为，办报的目的在“立言”，因此应“博采舆评”。他在《上潘伟如中丞》中，诉说了自己的这一观点：“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上素志，如是而已。”（见王韬《弢园尺牍》第206页）所谓“立言”就是议论朝政，宣传政治主张，“博采舆论”使“民情之向背，政治之得失”达于上，使朝廷“措置咸宜”（王韬《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

他最早提出报刊言论自由的思想，对英国《泰晤士报》所产生的巨大舆论作用十分羡慕，认为一个看重民心民情的社会必然重视报纸，中国也应该有宽松的舆论环境，当局对报纸的言论应该采取“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态度。王韬要求放宽言禁，积极主张中国应自行办报，在各省会城市办报，还要办西文报。

报纸有什么用？王韬在其系列文章中作了如下表述：报纸可以“上情下达”，使“民隐”得以上述；能“通外情于内”，“达内情于外”；还可以控制舆论，感化人心，扬善贬恶。他的一些表达报刊思想的文章，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日报》篇至少早十年，在梁启超、陈炽、郑观应等人的报刊理论中，都能看到王韬思想的痕迹。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他所代表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王韬虽然亲自考察了西方的社会制度，通晓西方报业发展现状，但其办报思想仍然基于中国封建社会“文人论政”传统。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王韬新闻观存在幼稚、肤浅的局限，他诬蔑太平天国为“发逆”，对英国侵略者抱有幻想，这也显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妥协性和软弱性的一面。

在思想观念上，他并未能自觉地把报刊政论作为一种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其主观动机还是出于面向当权者，而不是面向广大受众传播意见信息，有些地方还流露出较浓厚的唯心主义观点。

以《循环日报》言论为例。王韬坚持认为变法不能变道，即只能改变治国的方法，而不能改变封建政体本身。此类缺陷，反映了作者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性和局限性。

王韬多数言论采用同一模式：千字左右的文章，冠以“论×××”或“×××论”、“×××说”的标题，事无巨细均照发一篇。千篇一律的“包装”，难免使人感到单调乏味。但瑕不掩瑜，我们须客观和历史地加以分析，并公正地作出评价；而非超越特定历史发展阶段，苛求前人。

王韬的办报思想，今天看来依然具有进步意义，他对舆论监督作用以及新闻传播的社会影响认识之深刻，实有超越时代的非凡价值。

关于王韬这位开拓者式的先贤，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地位及深远影响，笔者试作如下盖棺论定：真正开启中国近代新闻观念启蒙时代的人应首推王韬，他在主持《循环日报》工作的十年间，不仅开创了新的报章文体，而且还撰写三篇专文表达报学思想，在开放的心态和“君民共主”的政治理想层面上要求清廷放宽言禁，阐明报纸的信息、监督与教化意义，而这成了启发后人理解新闻、走进新闻、研究新闻的重要一环。

1884年4月，王韬在李鸿章的默许下回在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担任上海的格致书院院长。

格致书院是我国最早教授西方科技知识的学校。他的女婿钱征是《申报》主编，他本人也常为《申报》撰稿。

1897年5月24日，王韬在上海病逝。

注：此文主要根据邓涛（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相关文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