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提出建立联合国的是中国国民党政府
2002年，历史学者们新发现的材料证明，中国最早提出建立维护集体安全的组织
关于建立战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的想法与主张，国内外学术界一致认为，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1年8月在他们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中提出的。《大西洋宪章》被人们认为是未来成立的联合国的同义语。
新发现的材料证明，最早提出建立战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即联合国）这一主张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
1939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宣言》，首次提出在“此次东亚与西欧战事结束之时，诚能产生一种包括全世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则人类和平共存之光明，庶几随战争之终结而开始”，并呼吁“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皆为此一崇高目的，即建立一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而努力”。这种文字上对联合国的描述与《大西洋宪章》的描述基本相同，但比它早了整整两年，而且中国方面的描述更为全面和详细。战后的实践证明，联合国基本上是围绕着中国政府的最初构想而建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中国政府多次向美苏英诸大国提出自己的设想，这无疑对联合国最终建成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中国主要报刊刊载了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言》全文，并为此发表社评。《中央日报》在社论中专节引用了《宣言》中提出的建立战后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的主张与思想，并指出：“我们中国是正为此抱负（指建立国际安全组织）而努力，更希望东西两半球负责任具有远见的政治家，能够无嫌无猜，共为此目的而努力，使全世界同跻于和平幸福之域。”
1940年1月22日，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扩大组织成立两周年纪念，该会副会长邵力子在中央电台讲话中指出：“在这次大战后，建立强有力的和平机构，来维持集体安全，使全世界各族人民无论大小强弱皆能生存发展于自由空气之中，不复有兼并侵略的祸害。”
中国政府对“国联”失望，期望建立真正平等和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而想通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国际联盟”通过决议，敦促日本侵略者撤出东北。这种意图在1932年8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致国防最高会议的公函中明确地表达出来：“国际联盟近年来虽失去盟约上之有力地位，然既未正式解散，会员国之盟约责任依然存在，我国若诉诸国联，纵然不能得其实力上之援助，则至少亦可得国际舆论上之同情，而舆论上之同情在国际战争上，往往发生不可思议之助。”
1931年12月10日，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组织调查团到中国实地调查。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5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代表组成，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爵士。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派前外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参加调查团的活动。
李顿调查团组成后，理应直接奔赴被侵略的中国东北现场，立即开展工作。可是，他们却首先专访英法美各国政府要员，听取他们的意见。2月3日，他们从欧洲出发，绕道美国及太平洋，2月29日首先到达日本东京。调查团先后拜见了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外务大臣芳泽谦吉等军政要人。为了领会日本的外交意图，调查团在东京的10天中，6次与芳泽谦吉详谈。
调查团于4月21日才到达中国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这就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这样，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后，只有从侵略者方面调查侵略的理由。到沈阳后的11天中，调查团即有6天安排了6次对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访问，足见是何等的重视侵略者的意见；其次是与伪满洲国傀儡溥仪和汉奸张景惠等进行详谈。
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及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还抱有幻想。调查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民众团体、学术团体和市民的欢迎。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视察了沈阳、吉林、南满铁路等众多地方，6月5日，调查团到北平。奇怪的是，调查团在东北视察完后，又于7月4日由北平前往东京，目的是与日本政府商讨书写报告书事宜。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书面报告，并交各委员签字。
李顿调查团在其《报告书》中，虽承认“满洲国”是傀儡政权，却主张东北脱离中国，成立自治政府，在外国顾问控制下实行国际共管。
国民党政府对国联的《报告书》感到失望。蒋介石于9月24日在南京再次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要求盟约各签字国应遵守其义务，援助中国。
鉴于舆论的压力，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宣布对伪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但这一决定立即引起日本的不满。3月27日，日本发表政府通告和天皇诏书，正式宣布退出国联。日本的伙伴德国于10月19日也宣布退出国联。至此，国联作为维护一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已经名存实亡。
中国政府鉴于国联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一直积极筹备新的能真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弱小国家要求改建新的国际组织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而美英等大国也因为借助国联对法西斯国家实行绥靖政策而使自己的名誉扫地，它们也对这个组织的生存不再抱有任何期望。随着抗日战争的进一步扩大，中国抗击和牵制日本法西斯的能力越来越显示出来，在大国中越来越有发言权。以罗斯福为首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这种状况。他曾在许多场合说道：“美苏英中这四个军事大国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就不会出现一个侵略国再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鉴于这种状况，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在关键时刻向西方大国提出自己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构想，于是就出现了1939年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宣言》的一幕，同时政府启动宣传机构进行宣传。
中国对建立联合国付诸实际行动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实现这种期望创造了契机。中国政府迅速多次向罗斯福提出自己的构想。中国政府确定的对外方针之一就是“如何与各友邦加强合作，以确实保证世界永久和平之国际组织”的建立。在美英等大国的操作下，筹建联合国的行动迅速起步。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共同签订的《联合国家宣言》为建立联合国迈出了第一步。1943年10月，苏美英中四国共同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它宣称“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该宣言正式宣布要成立联合国。
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中国政府对筹建战后国际组织提出四点方案：一、在联合国总机构未设置前，由美英苏中四国成立四国机构，协商四国宣言规定的具体事项；二、四国机构的常设机关放在华盛顿；三、四国机构应负责筹设联合国总机构之责；四、联合国总机构的组织，中国政府同意美国的设计，即由11个国家组成一个执行机关，由美英苏中四国任主席。这一建议受到罗斯福的重视和采纳。1944年秋，苏美英中四国代表又汇聚于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讨论筹建联合国问题。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给予高度重视，并指示中国代表团“应该促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取得成功，我们的所有建议都应服从于这个总方针”。随后，建立联合国的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只等待雅尔塔会议予以确认。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决定由苏、美、英、中四大国为发起国，邀请有关国家于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家会议，制定联合国宪章。4月25日会议开幕，5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派出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10人组成的代表团。中国对会议的方针是促进会议成功，“将不吝一切之努力，以助成集体安全永久和平之确立”。
《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与通过是联合国成立的标志。中国作为筹建联合国的大国之一，一开始就参与宪章的制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