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制度史是《通典》

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制度史是《通典》，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

唐杜佑（735—812年）撰。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编成，历时三十余年。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著名史学家杜佑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内容，完备体例，撰成《通典》一书。

杜佑历仕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五朝，三朝为相，长期理财，有丰富的经验。

大历元年（766年），他开始编撰《通典》，直到贞元十七年（801年）才完成，历时36年。

该书记叙各代典章制度，上起唐虞时代（即唐尧、虞舜时代），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公元755年）典章制度之沿革，其中于唐代叙述尤详。

全书200卷，附考证1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每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

作者综合群经诸史和历代文集、奏疏等，分类编纂，极有条理。以事类为中心，按朝代先后编次，材料详实，多有评论，“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

更可贵的是《通典》创造了典制政书的编撰体例，全书结构以“分门别类”的形式出现，记述方法依时代为序，叙、说、评、论、注相结合，系统展示各类典制的沿革史实。

这种编撰方法，既可以使各类典制“以类相从”，又全面反映了其演变发展，因而能给人们提供系统、完整的知识。

自《通典》以后，历代编撰的政书大都没有脱离《通典》确立的基本格局，政书在历史著作中的地位也因此而得能确立。

此后比较重要的政书还有宋代郑樵所撰成的《通志》一书和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前者《通志》是一部综合历代史料而编成的纪传体通史，全书可分为纪传和“略”两大部分。二十略部分多有创新，价值极高，是全书的精华，《通志》的精华在20略，而20略的精华又在15略。“略”指大纲、概略的意思，15略是之前的政书《通典》没有涉及的，所以具有开创性意义。

《文献通考》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使政书的编撰方法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

后人将这三部重要政书合称为“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