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最早的官定石刻经本是东汉的《熹平石经》

刻石之风，发展到西汉，比前朝更加盛行，东汉沿袭了这一传统，往往在石头上刻下鸿篇巨制，极富史料价值。现在所存的汉碑，大多为东汉时期的遗物，如《西峡颂》、《石门颂》、《赵宽碑》等，都是东汉石刻。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石刻图书是“熹（读音“稀”）平石经”，它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大事，其开古代儒家石刻经典之先河，在图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西汉中后期，儒学大师主要针对封建社会各项制度不完备的现实，阐发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参与国家政治建设。

（图：保存至今的“熹平石经”残片）

东汉以降，随着封建政治的成熟，儒学研究日益细致化、学术化，研究古文经学蔚然成风。古文经学家注重文字的训诂与考证，随着他们对古文字研究的深入，从而使规范经书文字成为可能。

东汉末年，由于多年来激烈的今古文之争，又加之谶纬之学的泛滥，以致“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由政府出面对儒家经典再次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校正，就成为势在必行之事。

恰好这时，在党人相争的背景下，又发生了“私贿兰台令交，偷改漆书经文”事件，引发蔡邕等文臣的担忧。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议郎蔡邕、张训等上书要求灵帝下令正订六经文字。

皇帝批准后，蔡邕、张训等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选定正本、订正文字。

由于当时正值碑刻盛行之际，七种典籍便被用隶书刻于石碑上，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成为我国第一部官定石刻经本，也是我国史上最早的儒经官定本。

参与者们对汉代通行的经学流派经书文本进行参验比勘后，择善而从，确定了经书的标准文字；再由多才多艺的蔡邕笔蘸朱砂，用漂亮的八分书——隶书在碑石上写好经文；最后工匠依文镌刻。

工程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起至光和六年（公元183）止，历时九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约20万字。这部石经因刻于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或“一字石经”。

熹平石经竣工后，立于当时都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碑石均为长方形，约高1丈、宽4尺。碑顶以瓦屋覆盖，碑下有座。每碑双面刻文，经文自右向左直下书刻。这项由最高统治者钦定、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当时引起极强的轰动。

熹平石经刊刻后，人们竞相抄写，据史载盛况空前，并平息了多年儒学纷争。

《后汉书-蔡邕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是说石经公布以后，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抄写，经常是车乘千辆，填塞街道。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石经开始被损坏。

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邺为今河南省安阳市和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的简称），结果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还不到一半。

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运往长安，但由于隋官府不重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

到唐贞观年间，魏徵去拯救这些文化瑰宝时，已是十不存一。以后就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残片。

现在我们只能在博物馆看到为数不多的珍贵的残石拓片。

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熹平石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古文经学发达、碑刻盛行等历史因素的结晶。“熹平石经”的刊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是当时政府对儒家经典的一次大规模校正活动，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政府编辑出版活动，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对校对版本、规范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也拉开了历史上以多部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的序幕，自此以后，陆续出现了《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蜀石经》等；不仅如此，它精美的字体、严谨的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史的重要资料。

碑文和书法都很宝贵，同时促进了捶拓技术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发明。

自“熹平石经”以后，历代仿效者不绝如缕。其后还有三国时魏国刻的三种字体的“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唐文宗时刻的开成石经、五代后蜀刻的广政石经、北宋哲宗时刻的嘉祐石经（又称“二体石经”）南宋高宗时刻的“绍兴石经”和清高宗时刻的“乾隆石经”。

完整保存至今的只有唐开成石经和清乾隆石经，前者在西安碑林，后者在北京国子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