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中医个体化治疗方法由东汉张仲景创造

张仲景（约150-219），名机，字仲景，东汉末年人，与神医华佗大约同时代。家乡在今天河南省邓州市境内。

在唐代甘伯宗《名医录》中有一段话：“（张仲景）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也就是说，张仲景年轻时，曾被当时社会授予他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廉洁奉公的优秀青年的荣誉称号，即“举孝廉”。

至于他是否作过长沙太守，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后代医生大多用“长沙”作为张仲景的代称。张仲景跟随同乡张伯祖学医，其医术却“胜于蓝”。

张仲景对中国医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创造了个体化治疗方法，也就是现在医学界所说的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运用各种诊断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对病人的生理特点以及时令节气、地区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致病的原因，然后再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法。

有一次，两个病人同时找张仲景看病，都说头痛、发烧、咳嗽、鼻塞。张仲景给他们切脉后，确诊为感冒，并各开了剂量相同的药。结果一个病人病情更加严重，而另一个病人的病情却好了大半。

张仲景很奇怪。后来想起诊脉时，第一个病人手腕上有汗，脉也较弱，而第二个病人手腕上却无汗。于是他立即改变治疗方法，结果那个病人的病情很快便好转了。这是促使他实施“辨证论治”的一个实例。

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同样是感冒，表症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应相同。他认为各种治疗方法，需要医生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不能一成不变。

张仲景系统地总结了“辨证施治”，他的医术大大提高，技艺超群。

后来在他所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中医临床医学专著——《伤寒杂病论》中，他将这种“辨证施治”法作了系统的总结。

张仲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开山之祖”的主宰作用。

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区别和选择呢？就是要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处方。

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就是张先师著名的“辨证论治”观点。这种理论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辨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它彻底地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也就确立了中医的又一重要支柱理论——“辨证论治”的原则，奠定了后世中药临床学的理论基础。

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长盛不衰，至今仍能傲立于世界医林的“拿手绝活儿”，也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综合分析疾病的性质，因人、因病、因证来选方用药，这才符合变化的病情和不同体质的病人，才能做到药到病除。

也可以说，整部《伤寒杂病论》就是针对当时医生不能具体分析，准确用方药而著述的一部“纠偏”之书，其中许多条文都是针对所谓“坏症”，就是医生误治后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纠正性治疗的。

同时，书中提出了治疗外感病时的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只要辨证准确，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这种方法后人称为“六经辨证”，但“经”绝不同于经络的“经”，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

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

书中的113首处方，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运用得当，常能顿起大病沉疴，因此，《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

张仲景提出的重要的中医思想被后世历代研究重视，时至今日，张仲景中医学诊疗理论仍然熠熠生辉，应该成为中医学习的楷模和典范。

当今中国，中医式微，对中医有诸多批判之声，大多数批不到点子上，但这条质疑令人思索：现代中医，如果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放弃了中医数千年的经典诊疗思想基础的研究和发展，是否还能称为中医？

中医或许被人认为“不够科学”，但从自古至今的名医大家的著作和诊治思想中，我们能肯定的是中医的内涵不仅仅是科学，它还是心理学、社会学、养生学、哲学、逻辑学……

张仲景被称为“医圣”，不仅因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还有他是中医思想的重要奠基者，他不仅是医学家，也是一位中医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