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第一部临床治疗学巨著是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郡涅阳县(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为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他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一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 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张仲景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张仲景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又称《仲景伤寒论》。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奠定了中医学长久发展的基础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

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

《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

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证的典型特点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凤的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操者,又属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候都能稳操胜券。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

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阳证见阴脉、表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

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恼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

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

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后世不少药方都是从此书中的方剂发展变化而来。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

汉代以后,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

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

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

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

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

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目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张仲景高尚的医德和医学上的贡献,使他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殊荣。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

据史书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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