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最早有明确作者的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
中国现存最早有明确作者的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史学家班固的《咏史诗》。
其内容是描写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得罪被判肉刑，其女缇萦为营救父亲而随父上京，上书汉文帝：“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并最终获得汉文帝对其父亲的赦免，更重要的是促成了汉文帝废除不人道的肉刑。
齐国有一名医叫淳于意，世居山东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淳于意幼年随齐国名医阳庆学医，尽得阳庆真传，以济世救人为务，不贪求名利。后来淳于意曾一度出任为齐国太仓令。但是当他老师阳庆去世后，他就辞官就医，因医术高明，且以救贫为乐，所以名气很大。由于他为人诊病从不计较诊费，从不巴结富豪，而以病之绥急重轻，作先后诊断的顺序。在行医之时，缇萦总是跟随而协助他的父亲。
由于淳于意行医不为权势而低头，所以得罪了很多权贵豪门。曾有一次，淳于意在城汁的乡村为一贫妇诊疗急症，而依他的估计要两个时辰才能使此病人脱离险境，因此，他就留在村中，照顾此病妇之病。此时、临淄城内有一豪家之少主人生病，于是就派人牵马来接淳于意，要他立刻赶去为此豪家之子看病。但淳于意因贫妇未脱离危险不能离开，要豪家的奴仆用车立刻将少主人载来村中诊疗。但豪奴不接受，强迫淳于意实时与之入城，淳于意不肯，并誓告如再延时，恐有危险。豪奴不得已赶回城中，不幸，豪家少主已经死了。于是，豪家指他是谋杀者，以谋杀罪名起诉，而被判为死刑。
因淳于意曾做过齐太仓令，要被解送至长安，不能就地正法。正当要被起解之时，淳于意很生气地说：“生子不生男，到了紧急时无所助益。”这时五女之中，最小女儿缇萦，挺身而出，自己愿随父亲至长安，一则可以在中途照顾他父亲，至长安再设法救他父亲。临淄至长安路途很远，缇萦不辞劳苦，踏上坚苦的路途。这时解差者劝她回去，怕她迢迢长途，恐怕没法承受，又怕她幼小随便乱说话而送掉了生命，但缇萦救父心切，不论何种困难危险她都愿意承受。一路上，她很小心勤劳地服侍她父亲，而不使父亲受到任何虐待及痛苦。
该诗全文如下：
咏史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
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读音“琼”）。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
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
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读音“提”）萦。
钟嵘《诗品》说他“质木无文”，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诗体，技巧还很不熟练。
班固乃史家之巨擘，作诗则非其所长。但在诗歌发展史上，人们总要提到他，因为他在两方面都开了风气之先：一是文人写作五言诗，班固乃东汉少数先驱者之一；二是诗有“咏史”之作，班固又堪称千古之第一人。在这两方面奠定他诗歌史上地位的，正是这首五言体《咏史诗》。
这首诗歌咏了西汉初期的一位奇女子——淳于缇萦。正是由于她伏阙上书，不仅救了触刑的父亲，还感动文帝下达了废除肉刑的著名诏令。
所以班固于开笔之际，先以悠邈之思，追述了任用肉刑的历史：“三王德弥（终也）薄，惟后用肉刑”。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之文王、武王，据说他们均以“文德”治天下，“至于刑错（弃置不用）而兵寝（收藏）”，被誉为“帝王之极功”(《汉书-刑法志》)。
但到了三代之衰世，就不免王德日薄、刑罚滥施了。史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施用“五刑”的条款竟多达三千余项。这两句思接千载，于历史追述中表达对任用“肉刑”的深沉感叹。
自“太仓令有罪”以下，诗人笔凌百世，直叙汉初淳于缇萦上书救父的事迹。“太仓令”即汉初名医淳于意，他曾担任齐之太仓（官仓）的小吏。文帝四年（公元前176），有人上书告发他触犯刑律，遂被逮捕押往长安。五个女儿急得直哭，他大骂说：“生女真不如生男，缓急之时谁能帮我办事！”这就是诗中所说的“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孤独之状）”之意。
小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异常悲伤，痛感于“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赎”，毅然随父进京，上书汉文帝，“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上书诣阙下”四句，描述的就是缇萦到宫廷上书的情景。
“鸡鸣”、“晨风”，均为《诗经》十五国风中的名篇。前者抒写后宫催促君王上朝之情，后者歌咏女子“未见君子”之忧。据《文选》注引刘向《烈女传》，缇萦伏阙上书时，曾“歌《鸡鸣》、《晨风》之诗”。
班固以“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抒写缇萦忧急断肠、歌号阙下的景象，读来令人怆然泣下。正是缇萦舍身赎父的一片真情，深深地打动了文帝。“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终于赦免了她的父亲，并在诏书中感叹说：“夫刑者，至断支（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之父母哉？”并作出了“其除（废除）肉刑”的重大决策（见《烈女传》）。
促成文帝作出如此重要决策的，竟不是众多的须眉，而是这位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的民间少女。诗人有感于此，在结句中不禁长声吁叹：“百男何愦愦（愚笨），不如一缇萦”！
初看起来，班固的这首《咏史》，纯是对缇萦救父事迹的歌咏，似无更多的题外之旨。但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人甚多，班固何以不咏他人，偏偏想到了这位女子？这就得联系诗人自身的遭际来考察了。
在班固的一生中，曾有两次被捕入狱：一次是在早年，被人告发私撰国史(《汉书》)而入狱。幸亏他兄弟斑超诣阙上书申辩，才被释放；
一次是在晚年，由于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得罪了洛阳令种竞。种竞利用大将军窦宪事败之机，捕系班固。最后因无人救援，死于狱中。
《咏史》一诗，大约正作于晚年系狱之际。也许他有感于其子不肖，累及自己下狱而不救，才触发思古之幽情，写下了这首歌咏缇萦救父的诗？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么，班固就不是为咏史而咏史，而是在诗中寄寓了自身的现实感慨了。
他之称颂“三王”以及文帝的不用肉刑，岂不隐晦地表达了对当时朝廷任用肉刑、诛戮大臣的贬责？他之感叹于“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不更包含了对诸子不肖、累及其父的凄怆？
从这一点看，这首诗正是开了“借咏史事以抒己怀”的“咏史体”之先河。
历来评论班固此诗者，总要用钟嵘“质木无文”一语，以贬斥其艺术成就。其实，作为一首早期的文人五言诗，此诗虽然“质木无文”，但能在短短十数行间，如此凝炼地抒写缇萦救父事件的始末，其概括力并不下于曹操的《薤（读音“谢”）露行》、《蒿里行》等诗。而且在叙事之中，也时有“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的声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寄慨，不乏唱叹之致。
钟嵘《诗品》称其“有感叹之词”，将其视为“东京二百载中”所不多见的五言代表作，正是承认了它艺术上的成功，而不是失败。所以，从发展的眼光看，《咏史诗》不失为五言创制时期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