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词集是《云谣集杂曲子》

如果单从词说，一直以来，大家所能看到的选本，最早的就是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和《尊前集》。给人一种错觉，觉得词在唐代的时候只是一个开端，五代才发展起来，到宋代达到极致，所以唐代没有词的选集。

从20个世纪初以来，随着学者们对敦煌遗书的整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从中整理出560首左右的唐五代词作，而唐五代词作，《全唐诗》所收十二卷，也只有850余首，这些整理出的词作极大地丰富了唐五代词的内容，也使我们对唐五代词的发展有了比过去更为正确地认识。

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就是唐代词选《云谣集杂曲子》的发现与整理，而这一发现，与其它敦煌文献一样，也是一部伤心史。

20世纪的开端，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打开不久，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献就被西方强盗斯坦因、伯希和等捆载而去，藏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成为他们的国宝。而《云谣集杂曲子》就分别被藏在了英法，不为国人所知。

1912年，日本的狩野直喜博士游学欧洲时，抄了部分被斯坦因盗去的敦煌文献，这里面就有《云谣集杂曲子》的内容，但是只抄录了八个词牌和三首词。这是东方人第一次见到这份儿文献。

但是一直到八年之后的1920年，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才有机会见到狩野直喜的录文。作为我国近现代最有开拓性的伟大学者，王国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接连写了《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和《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予以介绍，后者刊登于《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这是《云谣集杂曲子》的部分内容首次在国内发表，这是使得王国维成为我国最早研究敦煌文学的学者和我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在欣喜之余，他还形之于诗，作了《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首》，其中的第三首就是咏《云谣集杂曲子》的：“虚声乐府擅缤纷，妙语新安迥出群。茂倩漫收双绝句，教坊原有《凤归云》。”

这篇文章虽然只披露了《云谣集杂曲子》全部内容的十分之一，而这开始又是那样的曲折和艰难，这时离藏经洞的发现已经过去了快二十年。

1923年冬，在罗振玉的努力下，法国强盗伯希和给他寄来了斯坦因所掠去的《云谣集杂曲子》七调十八首的影片，罗振玉以最快的速度把它收在《敦煌零拾》中刻印出版了，这个残本就成为这个集子在我国的第一个刻本。

几乎是同时而稍后些，著名藏书家、出版家、词人朱孝臧也得到藏书家董康在英国的抄本和吴伯宛据董康抄本所印刷的石印本，把它编入了《强村丛书》。

以上几个本子都是根据英藏部分出版的本子，都是十八首。直到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学者刘半农先生留学法国，才整理出法藏部分，收入1925年编的《敦煌掇琐》。这是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部分的第一次出版。

之后，又过了六年，1931年夏，龙沐勋才读到《敦煌掇琐》，告诉朱孝臧，朱氏取校他先前的刻本，剔除重复的两首，正符合原件所标的三十首之数，马上让门人龙沐勋和杨铁夫参校写定，准备补入《强村丛书》。由于九一八战事爆发而中辍。朱氏下世后，由龙沐勋辑刻入《强村遗书》，1933年出版。虽然此后对这部集子的校订、注释一直没有间断，即使是在字句的认读上，学者们之间也还有些分歧，但是这是我国的第一个《云谣集杂曲子》的全本。

由于西方强盗的劫掠，这部我国最早的词选在藏经洞打开以后，经过三十年的时间，才又成合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