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关于“口语翻译”的记载见于周朝《礼记-王制》

《礼记-王制》篇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是中国最早有关口译人员称呼的记载。由此可知，周与四夷交往时，对通东、南、西、北四方周边民族语言的人员有不同称谓。

孔颖达疏解释“其通传东方语官，谓之寄，言传寄外内言语，其通传南方语官，谓之象者，言放象外内言。其通传西方语官，谓之狄鞮者，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其通传北方语官，谓之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我们无法确定孔颖达上述解释的根据所在。

实际上，上述对翻译人员的四种称呼“寄”、“象”、“狄鞮”与“译”很有可能是不同语言中对译者的称谓。

《说文解字》解释“译”为“传译四夷之言者”。据孔颖达疏和《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从狭义角度来讲，“译”指通传北方语官；从广义上来说，又指“传译四夷之言者”。

当两个相距遥远的民族交往时，往往不能找到通双方语言的人员，不得不借助第三种语言，故有“九译”和“重译”之说。是指进行几道翻译之事，形象的说，就是先将A民族的语言翻译成B民族语言，再将B民族语言翻译成C民族语言，最终达到译成汉语的目的。

《尚书》记载“远方重译而至七十六国”。

《尚书》大传记载：“周成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贡白雉”。

《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周公居摄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越裳在交趾之南，与汉地相距遥远，语言不通，所以与中原只能“重译”往来。汉武帝时，平南越置交趾郡。但是，“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

《尚书》大传与《册府元龟》的记载，内容方面基本相同，只是“三象胥重译”和“重九译”这几个字上的差别。“象胥”是周官称谓，即上述《礼记-王制》中四方翻译称谓中译南方语言之“象”。据《礼记》记载“此官正为象者，周始有越重译而来献，是因通言语之官为象胥。谞谓象之有才知者也”。《周礼》记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10]

《史记三家注》有“重九译”的记载，《史记》正义解释为“重重九遍译语而致”（《史记》正义是唐人张守节所作，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在唐朝时期，译语除了指口译人员之外，已经有了指翻译之事和互译语汇这两个含义。
　
从明人文集中对不同民族、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的命名，体现出“译语”一词的由来与《礼记-王制》篇的记载有关。

明代吴人慎懋赏所撰《四夷广记》中，收入了十三种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例如，东夷有日本寄语、朝鲜寄语、琉球寄语、瓜哇寄语、满剌加寄语；北狄有鞑靼译语、女直译语；西夷中有榜葛剌译语、安南国译语、还有未标明的对译语汇，但一看便知，是回回馆译语，有波斯文原文和汉字音译及汉译；南夷有占城象语、暹罗象语、真腊象语。这一命名与《华夷译语》中诸蕃语言和汉语对译语汇之命名有所不同。

大体上是以东、南、西、北四方不同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分为寄语、译语、象语三种。但是，其中北方和西方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均称为译语；东方（东夷）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称为寄语；南方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称为象语；这一命名应出自《礼记-王制》篇“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的记载。

“译语”始设的具体年代，尚不清楚。唐宋、日本、新罗、渤海、高丽，都设“译语”，作为口译人员。

唐与中亚诸国、西域、日本、新罗等周边民族、国家之间，有着频繁的往来。唐朝在相应机构设置了专门的翻译，当时被称为“译语人”，鸿胪寺设有译语人。唐朝还在中书省下设“蕃书译语”。

唐朝译语，主要由居住在中原的藩、胡人来充当。在唐以前，已有西域人入居中原。《唐会要》记载：“永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史诃担应是当时担任中书译语的中亚史国（今kesh sahr-i-sabz）胡人。

在唐朝，中亚、西域使臣、僧侣、商人往来频繁，他们中间有些人能通诸族语言，常成为现成的口译人员。关于唐朝政府对译语人素质方面的要求，学者观点不同。塞诺认为唐朝对译语的要求不高，不要求懂得文字，能懂胡、藩等少数民族语言、而又能通汉语者，可担任译语。并提出唐朝译语，年龄限在15－20岁，无定数，有专职和兼职人员。其依据当是《新唐书》所记载“鸿胪译语，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

马国荣则认为唐朝政府对译语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各边州郡县开设了一些译语学校和短期训练班，培养和选拔更多的翻译人才。译语人，基本上都是由熟悉汉文化和精通汉语,并长期生活在唐朝的蕃客所担任。他的依据是“其边州令制，译语学官，常令教习，以达异意”。

由于译语者，多非汉人，故有时亦存在获取朝廷信任的问题。例如，李德裕《论译语人状》记载“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扢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未审可否”。这是说，译语石佛庆与回鹘关系密切。在担任口译时，唐朝方面不利于回鹘的言行不但可能不翻译出来，而且可能私下为回鹘通风报信，故希望有非回鹘亲族的译语在场监督。石佛庆当为中亚石国（今塔什干）胡人。向达先生认为其流寓长安应在文宗、武宗之际。

历代以来，译者地位并不高，自明成祖开始，方准许译者参加科试。译语也不例外，地位并不高。

宋朝与契丹、女真、蒙古、党项等北方民族时战时和，须有翻译人员。宋朝亦在四方贡奉使下设置译语通事，皆是为国外或少数民族传译而建置。据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译者”条“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西方蛮徭谓之蒲义，皆译之名也”。宋、辽、金时期，均设立通事人员。姚从吾先生认为“舌人改称通事，大概在唐代末叶，或辽宋初年。南宋以后，始废舌人、译者，专称通事”。

《宋史》记载“四夷有译语、通事、书状、换医、十券头、首领、部署、子弟之名，贡奉使有庭头、子将、推船、防授之名，职掌有傔”。这里，译语、通事同时出现，可以看出，宋、辽、金以后，通事作为口译官在北方较为普遍使用的情况下，译语并没有被通事一词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