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中文期刊《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由传教士郭实腊创办
1833年7月，德国汉学家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 Charles Gutzlaff,)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每月统记传》(Eastern and Westerm Ocean’s Monthly Investigation)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具有传媒意义的新闻期刊。它对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 无论在版式，内容和编辑方面都产生了示范和催生作用。 它通过大量介绍西方文明成果， 为先进的中国人最早认识世界开启了一扇窗户。它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互动，推动了国际早期的汉学研究。
19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籍汉学家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英文名字写作Charles Gutzlaff)在中国南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该月刊发行时间延续5年多，现存39期，郭实腊作为主办者虽然不是中国人，但用中文在中国境内出版，版式采取中国传统书本样式，刊期使用清代皇帝年号纪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具有传媒意义的新闻期刊。在中国报刊史、新闻传播史和新闻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郭实腊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时代背景和相关活动。
19世纪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晚期。道光皇帝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十分脆弱。国内没有反映商品经济意识的近代意义的新闻传媒，只有封建王朝官办的反映皇室动态的《邸报》在上层封建社会中发行。面对欧洲工业革命兴起，资本积累迫切需要寻找海外市场，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急剧膨胀，清王朝只是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限制外国人来华和严禁基督教活动的措施。可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走私贸易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日益猖獗，妄图以此打开与中国的贸易大门。经过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西方基督教新教正以各种宗派的差会，派遣出许多传教士携带着《圣经》，徘徊在中国南大门之前。
早在郭实腊到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之先，已有两种传教士办的中文月刊在南洋出版，一种是：1815年8月，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e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另一种是，1821年米怜病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停刊后，1823年7月，伦敦布道会责成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记传》，也于1826年停刊。这两种刊物都是以阐发基督教义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期刊，由于不在中国境内出版，都不能算作近代中国最早的新闻传媒，真正可以算作近代中国最早新闻传媒的，是郭实腊1833年7月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郭实腊原本属于基督教(新教)最早的宗派路德宗(又称信义宗)，他是受荷兰基督教信贤会最早派遣到亚洲活动的。1803年，郭实腊出生于普鲁士东边的小镇普立兹。他出生的年代，正是普鲁士王国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1797-1840)在位时期。郭实腊小时候当过铜匠学徒，学过航海知识，读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曾被普鲁士拟派驻君士坦丁堡使馆。但他选择了教士职业，前往荷兰，考入鹿特丹神学院学习。1826年郭实腊在神学院毕业，被封立牧师，由荷兰布道会信贤会派遣到东方荷属殖民地传教。1827年到达爪哇，在日惹进行传教活动。在那里，郭实腊开始学习福建话，了解中国社会状况。1828年4月，郭实腊到达暹罗，在曼谷受到葡萄牙领事馆的接待，在华侨中进行传教活动，继续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
1829年，郭实腊脱离荷兰布道会，成为一个独立活动的普鲁士传教士。他曾受英国传教士史密斯的邀请，到新加坡、马六甲活动，并于1830年与英国小姐厄尔在马六甲结婚。一年后厄尔在曼谷病逝。1831年，郭实腊决心到中国沿海活动。他穿起中国人的服装，改用中国人的姓名，自称“郭实腊”。他通过结识的一位来曼谷经商的福建商人关系，自带航海图与测绘仪，于6月3日登上一搜250吨的中国货船，先后经海南岛、厦门、台湾、定海、宁波、上海，最后到达天津。沿途了解中国民俗风情，散发《圣经》。在天津时，他在福建商人家中渡过中秋节，希望进入北京城，但由于不会说北方话，在北京又没有熟人，只好作罢。
1831年10月17日，郭实腊离开天津南下，年底到达澳门。通过这次航行，郭实腊自己说：“我早在离开暹罗之前，就已经归化了中华帝国，成为其国民了。我采用福建同安县郭氏家族的姓，取名郭实腊，偶尔也穿中国服，已被认可为该大国的一分子。”1832年2月，郭实腊应聘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向导兼医生乘坐该公司“阿美士德”号船从澳门出发，沿途在厦门、台湾、福州、宁波、上海停靠，然后北上，经朝鲜、日本返回澳门，此次航行达7个月之久。到达上海时，郭实腊还要求会见上海道台，并在宝山、吴淞、崇明等地逗留，了解上海的商业和军事防守情况。1832年10月，郭实腊又从澳门出发，第三次北上沿中国海岸线航行，直到1833年4月底返回澳门。
1833年7月(清道光十三年六月)，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中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爱汉者”署名编纂该刊。1834年3月，他曾到马六甲，同后来驻华的英国外交官巴夏礼的表姐沃恩斯托小姐结婚。1834年11月29日，广州外侨组织“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又名“中国益智会”，郭实腊担任中文秘书，起草了该会“宗旨”。1837年3月10日，“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举行会议，决定《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由该会接办并迁至新加坡出版，连任该会中文秘书的郭实腊仍然参加编务。从1835年2月起，郭实腊已被聘为英国商务监督翻译，受商务监督之命，1837年和1838年郭氏曾前往琉球、日本以及中国福建沿海活动。
1839年起，英国开始直接武装入侵中国，直到1840后年发动鸦片战争。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实腊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卧乌古的翻译，参与了这次侵华战争的全过程。在英军占领定海、宁波时，郭实腊出任该地区民政长官。后来英军进入上海和镇江时，郭实腊又出任过镇江的民政长官，英军到达南京时，郭实腊作为英方翻译，参加同清政府的谈判，并参与起草和签订《南京条约》。鸦片战争后，郭实腊被香港殖民地当局任命为翻译。
作为传教士，郭实腊进行过《圣经》翻译，出版过“郭实腊译本”，主要翻译“旧约”部分。1840年，郭实腊将南洋出版的“新约”译本修改，定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刊行。这部“新约”《圣经》曾被太平天国采用过。1844年，郭实腊在香港成立“汉会”(福汉会)组织，招募华人向中国内地散布传教宣传品。1849年，郭实腊第二位夫人在新加坡逝世，他决定回欧洲度假。在英国成立中国福音会，准备与香港汉会合作，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他还到荷兰、俄国、瑞典、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国讲演，希望实现“全中国的基督化”。1850年，郭实腊与英国人加里布尔小姐结婚，于1851年2月返回香港，继续在港英政府当翻译。同年夏天8月9日，郭实腊突然发病逝世，终年48岁，遗体葬于香港。
郭实腊是一位传教士，同时又是一位汉学家。他懂德文、英文、荷兰文，在亚洲又学会了中文、马来文、泰文、日文。他在短短一生中留下各种文字著作85种，其中中文著作最多，共61种。他是19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交流的拓荒者之一，除在中国创办中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外，他还写有多种向西方介绍当时中国的著作。如《中国史略》、《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道光皇帝传》、《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等。
二、郭实腊编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办刊目的和编辑方针
郭实腊编纂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清道光癸巳年六月(1833年7月)创刊，于清道光戊戌年九月(1838年10月)终止。中间虽在甲午年(1834年)和乙未年(1835年)两度中断，丙申年(1836年)全年未出，但丁酉年(1837年)正月复刊后一直延续到戊戌年九月(1838年10月)才终止。一共历时5年零3个月。迄今完好保存的共33期。这33期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广州出版18期，其中有几期内容重复，估计是本期发行完后，再版加印的。这18期是癸巳年六月号、七月号、八月号、九月号、十月号、十一号、十二号;甲午年正月号、二月号、三月号、四月号、五月号;乙未年正月号、二月号、三月号、四月号、五月号、六月号。第二部分是期刊从广州迁至新加坡出版的21期。它们是：丁酉年正月号、二月号、三月号、四月号、五月号、六月号、七月号、八月号、九月号、十月号、十一月号、十二月号;戊戌年正月号、二月号、三月号、四月号、五月号、六月号、七月号、八月号、九月号。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创办到终刊，开本一直保持中国传统式的书本版式，开本为13.7cm宽×25.8cm长，使用中国雕版汉字正楷文字印刷。前面有8期的署名是“爱汉者纂”。“爱汉者”是郭实腊的笔名或号。从丁酉年(1837年)正月号起，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又名“中国益智会”接办。此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新加坡的实际编辑人是谁，存在不同说法。但由于郭实腊是“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中文秘书之一，该期刊的版式风格又没有根本变化，只是印刷文字稍感粗糙，所以郭实腊仍然参加编务是肯定的。
关于郭实腊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目的，有以下三方面的资料来说明：
其一，1833年6月23日郭实腊起草了一份出版该刊的“缘起”。他说：“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本月刊现由广州和澳门的外国社会提供赞助，其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可有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郭实腊的这段话明确地表白，创办这份期刊是为了维护西方来华人士的利益，扩大对中国的交往，进而为西方商业资本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目前急需解决的障碍是中国人妄自尊大，自甘落后，视西方世界为不开化的 ‘蛮夷’，拒绝接受新的知识。只有用巧妙的宣传方法，特别是展示事实的手法，才能使中国人知有不足，愿意向西方学习，主动打开国门与西方交往。
其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一期的《序》(即发刊词)说：“夫诚恐因远人(指办刊者)以汉话阐发文艺，人多奇巧(蹊跷)。却可恨该人(指怀疑办刊之人)不思宗族国民之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势，疏密异形，要其水源则一。故人之待其宗族、列国民须以友恤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体，务使血脉相通，而疴痒相关。万姓虽性刚柔缓急，音声不同，却万民出祖宗一人之身。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圣人之言不可弃之言者也，其结外中之绸缪。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请善读者仰体焉，不轻忽远人之文矣。”这就是说，我办这份期刊的目的，是想用中国话来使你们中国人明白，外国人和中国人虽有不同，但都是兄弟，应该交流相通，结成友好。我办这份期刊，所介绍的西方文化，不过是有别于东方文化的一枝，希望读者不可轻视。
其三，1837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交给广州外侨成立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去新加坡办。该会的宗旨早在1834年11月29日成立时就由郭实腊签署说：“本会的宗旨将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智力的一类书籍，并把西方的技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要采取适当措施，使之不仅能在广州，而且能在全国流通。”这说明1837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办刊目的与前三年的办刊目的是前后一致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辑方针由办刊目的决定，大致可概括如下三点：
1、借用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和合”观念，来促进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
该期刊从创刊号起长期连载题为《东西史记和合》的长篇历史文章。东史是中国史，从盘古开天地，到明朝晚期。西史从上帝造天地，到英国哪耳慢朝。用上栏记东史、下栏叙西史的对照方法予以连载。这个专栏的序说：“与读者观纲目，较量东西史记之和合，读史者类，由是观之。……善读者看各国有其聪睿知人，孰为好学察之，及视万国当一家也。”这个序言表明，郭实腊借用中华民族的“和合”哲学概念来编纂中西比较历史。为了接续《东西史记和合》中没有论述的部分，郭实腊又在该刊丁酉年七月号上，登载了他写的《史记和合纲鉴》，补述清朝历史和欧洲列国近代史。这篇历史文章同样也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和合”哲学概念。
“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传统哲学概念和文化概念，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主要内容之一。经春秋战国至先秦，“和合”概念开始出现。管子、墨子、荀子等思想家都运用这一概念来阐述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后来，“和合”概念又被儒、道、释通用，成为三家概括本身宗旨的综合性概念。
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是指异质因素的融汇贯通。和合连用，突出强调了事物是不同因素相异相成和紧密凝聚，体现了中华民族世界观中的辩证思想和系统概念。春秋时《国语·郑语》中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就是说，只有会合相异之物于一处，然后才能有新生事物的发生。如果只是简单地同类物加上同类物，所得的仍为原来之物，不能产生新事物。这说明，中华和合文化的特质，就是倡导相异物质间的融汇贯通。它最具有兼融性和包容性，不仅不排其他文明，而且能主动汇合融通其他文明，吸取其他文明的长处。
作为一个外国人，郭实腊不可能用这一观点彻底审视东西方文化，但借用这一哲学观念来编纂期刊，客观上起的作用就是告诉中国人在对待东西方两种文化时，无所谓东西文化的绝对界限或优劣之分。这样便可以化解异质文化的敌视、对立与冲突，达到中国人可以接受西方文化的宣传效果。
2、破除中国人的“华夷”观念，为西方人被蔑称为“夷”而正名。
19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自视为世界上的“天朝王国”、“中央大国”，而把包括西方在内所有外国都称“番国”，即边鄙之地的小国，把外国人统称“夷人”、“夷狄”，即不开化的野蛮人。郭实腊认为，这种“华夷”观念是妨碍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展开正常贸易的主要思想障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只有大量地宣传西方世界的文明，为西方人被称为“夷狄”而正名，才能转变中国人这种落后的“华夷”观念。
该刊第三期卷首有一篇《论》，即是为外国“夷”人正名的言论：“夫蛮狄羌夷之名等，指残虐性情之民。苏东坡曰：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且天下之门有三矣：有禽门焉，有人门焉，有圣门焉是也。由于情欲者，入自禽门者也。由于礼义者，入自人门者也。由于独知者，入自圣门者也。夫远客知礼行义，何可称之夷人?比较之与禽兽待之如外夷。呜呼!远其错乎!何其谬论者欤!怀柔远客，是贵国民人之规矩，是以莫若称之‘远客’或‘西洋’、‘西方’或‘外国人’，或以各国之名。”
该期刊还托中国人之口，刊登他们在国外所见的事例来称道西方文明。如《子外寄父》一文，描写儿子在环球航行中所见世界之大、天地之广。写信给父亲说：中国不过是地球上的一国，外国的领土并不都比中国小，外国人“聪明通窍，身晓才艺，何可以为夷者乎!”再如《侄外奉姑书》一文，用中国侄女在英国首都伦敦的亲身感受给姑妈写信，描写了那里的男女从小平等，女婴与男孩一样从小倍受爱护，无溺女之陋习，女孩长大后在文学馆学习，长辈们不禁朋友间来往，成婚也不须媒婆斧柯，而是自由恋爱，成家之后夫妻相爱相慈。《兰墩十咏》还刊登一位旅居英国首都的中国人赋诗说：“海遥西北极，有国号英伦。地冷宜亲火，楼高可摘星。山泽钟灵秀，层峦展画眉。赋人尊女贵，在地应坤滋。少女红花脸，佳人白玉肌。由来情爱重，夫妇乐相依。”“两岸分南北，三桥隔水通。舟船过胯下，人马步云中。富庶烟花地，人工斗物华。帝城双凤阙，云树万人家。公子驰车马，佳人弋缎纱。六街花柳地，何处种桑麻?”这分明是一派近代工业文明的社会画卷，哪里有“红毛番鬼”的影子?
据资料显示，郭实腊在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同时，还用中文写了一本书叫《是非略论》。他用中国民间话本的写作方式，假托李姓、陈姓二人辩论英人是否“番鬼夷人”，英国是否文明昌盛。陈姓人用自己赴英经商致富返国的经历，说明“华夏皇帝虽重，外邦君德亦隆”，“英国人身通才艺，学问聪明，如中国准外国人来贸易，沾润本国，使两国各便其用。”这说明郭实腊在编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就已经认识到，只有大量介绍西方文明，才能逐渐破除中国陈旧的“华夷”观念，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明孤芳自赏，对西方文明轻侮蔑视的态度。这也正反映了鸦片战争前西学东渐初期时西方文化在中土遇到的尴尬处境。
3、直接称引儒家学说和孔孟语录，使中国知识分子阅读该刊有亲切信任感。
郭实腊在办刊之前，对中国读者的心理状态作了调查分析，并阅览过许多中国书籍。他认识到，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奉孔孟之道为圭臬，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言必称孔孟，通过科举制度去求官，必须写好“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所以在编辑《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从期刊封面设计到文章内容，大量引用儒家学说和孔孟语录，以便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编者的观点时，撤去心理藩篱，从而潜移默化。
该刊物一共39期，几乎每期的封面必登一条儒家经典语录，从创刊号开始，依次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皇天无亲，惟德是依”、“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德者，性之端也;艺者，德之华也”、“儒者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四海为家，万姓为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遏恶扬善、推多取少”、“不知礼义，而与闾阎鄙俚同其习见，而不知为非者多矣”、“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独也;信，符也”、“推古验今，所以不惑;欲知未来，先察已往：”、“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形势不如德论”、“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诗云：民之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道者，须臾不可离也”。这种期刊封面一边刊登儒学格言，一边署名“爱汉者”编，再加上简短的文章导读题目，的确可以吸引一些中国文化人的注目。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还开辟不少评论专栏，如《序》、《论》、《叙说》、《煞语》。这类文章不论观点如何，大多言必称儒家经典语录。如创刊号的“序”，为了劝说中国人看这本杂志，一开始就说：“子曰：多闻决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决殆，慎行其余，则寡悔。禄在其中矣。亦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故必遍览而详核也”。又如该刊丁酉年十二月号《诀言》：“此东西洋考，书内述有各样事情，可以广览见闻。察之足以明理而开人心，如灯之能照于暗室也。盖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但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尔看东西洋考一年统记传，勿谓今年不学，尚有来年。今日不学，俟诸异日。岂知日月逝矣，岁不与我。呜呼，及其老也，是谁之愆哉!”这篇相当于今天刊物中的“岁末寄语”敬告读者多订本刊，竟一口气称引了不少儒家劝学之言，真可谓用心良苦。
三、郭实腊所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
19世纪三十年代，《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印行主要靠广州的外国人提供经费资助，所以印数不大。该刊没有标明定价，即使出售，也只能在广州的外国人中征订。郭实腊在该刊出版“缘起”中说：“本月刊现由广州与澳门的外国社会提供赞助。由于此间外国社会的全体成员在此一工作顺利进行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编纂者希望在他们中间发现足够订购数以支付费用;再说，至少数月之内，中国人本身必不能重视一种如此性质的出版物，因而可以立即期待于他们的只是少量的支持。”郭实腊要求在广州、澳门的外国人订阅该刊至少限六个月，每月至少一期，总共投送七期。据资料显示，初印创刊号600份，加上再版重印300份，也不足1000份。“虽然很少有中国人出钱订购这份刊物，但有许多本是落在他们手中的。”不过，后来该刊印数达到了1000份。据1838年12月“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第4次年度报告说，这份刊物还出版过半年或一年的合订本。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可分为四个方面：
1、《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无论是在版式、内容和编辑方面产生了示范作用。
如前所述，在19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中国国内没有近代意义的报刊和新闻纸，虽然旧式邸报、《京报》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外观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仔细分析却有质的差异。
首先，这份月刊目录清楚明细，并对刊内文章作了分类。刊物的栏目丰富，设置讲究。其中栏目可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言论。如序、论、煞语、叙谈、杂文、结尾语。第二类是文章。有综述、专文以及一般性记叙文。第三类是新闻。有世界新闻、中国新闻;细分还可有地理新闻、科技新闻、政治新闻、社会新闻、人物新闻、经济新闻。第四类是文艺，有诗、赋、书信。这些栏目都是报刊和新闻纸所构成的基本元素，也是近代传媒的基本特征。它的示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报刊的初期型态。因为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辛亥革命以前的报纸和刊物倘没有明显的区别，真正的新闻纸还没有产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报刊大量刊载的是言论和文章，新闻还不可能成为传媒的主角。
耐人寻味的是，该刊甲午年正月号上的“新闻”栏中，刊登了一篇《新闻纸略论》，文章首先介绍了新闻纸在西方产生的历史和新闻自由的发展进程：“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打里亚国。因每张的价是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因此意也。后各国照样成此篇纸，致今到都有，甚多也。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意论诸事，但不犯律法之事也。”接着文章又介绍了新闻纸的类别：“其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二次的，亦有七日或半月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这些新闻纸有的主要刊登信息，但“亦有非记新闻之事，乃论博学之文。”文章最后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数据，即道光七年(1825年)，英国共有报刊480多种，美国共有报刊800多种，法国共有报刊490种。“此三国为至多，而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这一数据无疑揭示了中西文明程度的巨大差距，给读者以深深的思索。
在中国报刊史上，邸报、《京报》从未登过商业广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一开始也没有刊载商业广告，但从道光甲午正月号开始，连续5期专门开辟“市价篇”专页，在期刊末尾逐期刊登“省城洋商与各国相交买卖各货现时市价”，篇幅多少不同，分“入口的货”和“出口的货”两类。入口货有蜜蜡、海参、冰片、铁、乳香、洋米、铜、硝、鱼翅等，出口货有白矾、八角、铜箔、土丝、白糖和各类茶叶等。并标明每宗货物的定价，还特意说明要随行就市。这是中国报刊上最早的广告，也是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晴雨表。
2、《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通过大量介绍西方近代文明的成果，为先进的中国人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
19世纪三十年代，清王朝正处于鸦片战争的前夜，长期潜伏的社会危机正逐渐暴露出来。伴随着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滋长，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潮在反封建思想禁锢的伏流中一再变换形式表现出来。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清醒知识分子正开始摸索使中华帝国求新求变的途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刊，曾经用大量的篇幅刊登了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成果，首先是对整个世界大局的认识。
世界大局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格局?中国是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天朝上国”?中国以外的列国是荒蛮落后的，还是先进文明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一方面在“地理”专栏中，刊登概论世界各国的《列国地方总论》和《地球全图之总论》，主要介绍亚洲(东南亚、印度等)和欧洲诸国;另一方面在“史记”专栏中，做中西历史发展比较，特别是对欧美近代史作了详尽的介绍。刊物不仅宣传了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天体探索成果，如宇宙、地球、日食、月食、地震、火山、星宿等，还展示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如火蒸车，炊气船，交通路，医院，热气球，潜水器等。
此外，刊物还涉及了西方议会制如《英吉利国政公会》、《英吉利国公会辩论》、《北亚默利国办国政之会》，以及英国、荷兰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公班衙》)。这些世界上新鲜事情的介绍，对禁锢在封建专制思想桎梏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真是闻所未闻。面对这种情况，特别是在不久爆发的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积极探求西方新知识了。魏源在林则徐的嘱托下，编纂了《海国图志》。不久又产生了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这些全新的世界地理著作起到了“医冥眩”“夷情备采”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作用，也为以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准备了思想资料。而这些先进中国人的地理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影响。据考证，魏源的《海国国志》引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共13期，文章达24篇。梁氏和徐氏的著作也直接引用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若干篇章。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我们可以客观地讲，不管郭实腊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动机多么复杂，他所编纂的文章和传播西学的活动符合中国内部进步力量进行变革的需要，帮助了先进的中国人向外寻找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因为双方的矛头都是指向封建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不同的是，前者不满这种政策限制了他们的传教自由和贸易自由而希望它瓦解，而后者则是因为这种政策束缚了民族的活力，封杀了民族的生机而力图冲破其禁锢。
3、《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宗教宣传及对近代西方在华传教事业的影响
郭实腊作为传教士，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宣传西方文明“叫”开中华帝国的大门。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宗教刊物相比，它的宗教色彩比较淡化，阐发基督教义的文章比较少些，但宗教宣传仍然是该刊必备的内容，上帝在这里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如前所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宣传宗教的方法更隐蔽，更巧妙，他所宣传的上帝可能是穿着中国儒学外衣的上帝，可能是大讲中西历史 “和合”哲学的上帝。刊物的各类文章，往往极力地渗入基督观念，大到宇宙，小到跳蚤，在郭实腊的笔下，上帝无所不在。西方传教士们在基督教义翻译中，对上帝一词，如何能在中国典籍中找到合适用词，很费周折。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出现过“神天皇上帝”“神天上帝”“皇上帝”“上帝”，后来越来越常用“神天”和“上帝”两词。这说明，为了推进在中国国土上的传教活动，该期刊竭尽全力在进行基督教义宣传，以便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接受。
由于基督教义中的平等、博爱、行善等与中国的传统儒、释、道思想相契合，加上郭实腊锲而不舍的传教活动，如在平民中组织“汉会”等，他的传教事业曾在南中国收到一定的成果，虽然他发展的教徒并没有他声称的那样多，但在对华传教史上影响不可忽视。后来所谓的“三巴会”(即巴色会、巴陵会、巴满会即礼贤会)和受郭实腊欧洲之行影响成立的“柏林妇女中国传道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开端，都与郭实腊和福汉会都有直接的联系。有人认为福汉会与太平天国的初期活动有联系，似无直接证据。但太平天国的确采用过郭实腊刊行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洪秀全在捣毁孔子位牌宣布造反时所赋的怒斥孔子诗：“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故愚顽假作真!”对上帝的尊称就是该刊中所常用的“神天”一词。另外，郭实腊死后，西方传教士、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来华，也与福汉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地会的组织形式很受福汉会启发，所以敬称郭实腊为“中国内地会的祖父”。
传教士以传教为职业，郭实腊的企图是实现所谓“全中国的基督化”。正因为如此，才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徘徊。当他发现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并不能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文章“叫”开时，便迫不急待地去充当英国军队的翻译，企图让大炮替他去打开中国的大门了。
4、《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推动了近代早期的汉学研究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沟通中西文明方面的一项不可忽视的成就，就是推动了西方汉学研究。在西方传教士中，有许多人最终成为卓有成就的汉学家，郭实腊即是其中之一。这是因为他们要来中土进行传教活动，就必须与自己的传教对象接触，要将基督教义在口头上和文字上表达出来，就必须熟悉当地的语言特点和规律，就必须熟悉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习俗，否则就达不到目的。同时，传教士们本身就是一种媒介，他们不但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进行相当的研究，而且还把研究成果传播给西方公众和学术界。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物本身就是郭实腊汉学研究成果的展示。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份刊物，虽然每月刊登10000字左右的内容，但用浅显的文言文出版，语言流畅，文法比较规范，没有较高的中文语言素养是办不成的。首先拿论说文来说，写作很是不易。该刊每期卷首必登一篇论说文，特别前期的论说文，都由浅显的文言文表述，段落层次分明，句读清楚，每段一个中心意思，很少枝蔓旁逸。如创刊号《序》中一段劝导中国人要好学，先从圣人无常师开头，又从三人行必有我师讲起，强调了人要善于不断向别人学习，即使是蛮夷之人也不可弃之。然后用中国古语日新又新作结，勉励读者天天学习进步。这段文字写得一波三折，文气畅达，很有感染力。
在早期西方传教士中，郭实腊十分注意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1839年他发表了一篇《论中国语言》的论文。批评了西方人研究中文语法的一种错误倾向：即用西方人的语言思维方式来学习中国语言。他说：“欧洲学者的一个重大缺点在于，他们总是给中文披上西方的外衣，……谈论什么单数、复数，现在、过去和将来时态，好像天朝的人研究过亚里斯多德和昆体良(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修辞学家)一样。”他还说，用这样研究中文的方法去教西方人写中文，结果使写出来的中文，只有外国人自己能看懂，中国人则难明其义。他指出正确的方法是“向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学习，用中国人的语言来表达西方人的思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郭实腊曾写了一部《中文语法札记》于1842年在巴达维亚出版。这本书分析了汉语的语音、语源、发音、字、词，还分别研究了名词、形容词、代词、数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和感叹词，并指出了特点。还强调，大量的成语运用是中文的优美特征。郭实腊的分析大多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是他实际学习运用中文的心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论说文有一些很精彩的段落就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汉语成语的运用，给郭实腊的中文写作添了异彩。
读者还会注意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论说文文体逐渐向书信体过渡，这种书信体比浅显文言文更加白话一些。这说明，刊物编纂者力求用比较通俗易懂的口语来吸引读者，当然书信文体也是论说文的一种，但形式会更加轻灵活泼。同时，读者还看到刊物上的论说文，往往是由数人在对答，好似明清话本小说一般，通过人物对答，层层论点展开，更易吸收读者，论说表述也更加白话。这也许是郭实腊研究汉语表达方法的技巧。
也许是编纂者的偏爱，《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了一定数量的中国古典诗赋。有李白、苏轼的，还有假托近时汉人旅居伦敦写的。大多很有意境。道光戊戌年七月号上卷首还刊登了一篇《论诗》，强调了诗的“六义”，虽然把“风、雅、颂、赋、比、兴”的顺序排列有些错位，但要旨是正确的：“作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焉。”“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中国传统古典诗赋，讲究音韵对仗、言简意赅，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方人，能写能论，可见驾驭汉语的能力已经到达较高的水准了。
作为汉学研究成果的展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了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文章。还在创办这份期刊之前，郭实腊于1834年在伦敦出版了英文《中国史略》，那时他刚刚结束了中国沿海的三次航行，在澳门定居。这本书分上下卷，上半部分是从中国上古传说到明部分，下半部分却主要是清代历史、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史以及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商业情况和中西贸易。《中国史略》的写作，为郭实腊主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重视中西史地文章的刊载作了准备条件。刊物刊登了《大清一统全图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中西史记和合》等，其中《史记和合纲鉴》专论清代与欧洲近代史，则是郭实腊的汉学研究成果的缩写。
就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出版期间，1838年伦敦出版了郭实腊的《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这是清代中国社会状况的小型百科全书。它记载了中国疆域和行政区的演变历史、满蒙回藏边疆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地理人口、自然物产、传统文化、科举制度、风俗习惯、科技工艺、语言文化，以及清朝六部、理藩院的职能体系都作了评述，这是他到亚洲十余年来汉学研究成果的汇编。鸦片战争后，中国道光皇帝逝世。郭实腊还用很短的时间写出了《道光皇帝传》，对这位中国皇帝的描述虽然不尽真实，对鸦片战争中清王朝内部主和主战两派记载也缺少公允，但对道光帝即位后30年间的中国政治社会的历史资料收集还是丰富的。
作者：胡太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