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教会中学是北京汇文中学
中国传统教育一向重视书法，汇文也不例外。据美术教育家、现年90岁的穆家麒先生回忆：“我们那时的书法课有专门的老师，每周两节。先学柳公权，练骨架；后学颜真卿，练筋肉；最后学赵孟瞓。”
当被问到书法训练于学生有何益处时，老先生突然提高了嗓门说：“这是美育教育啊！书画同源。书法是一种艺术，也是传统文化，练了书法，才懂得美，为审美打下基础。另外也才能静下心来，陶冶性情。现在没有美育，只有‘丑’育。”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能文能武。如果说习“文”能培养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那么习武则为培养刚毅、正直、勇敢的浩然之气。汇文在体育课之外，每个年级每周都设有武术课。武术教师由出身武术世家的教员担任。留传至今的校史纪念册上的照片显示，参加训练的学生清一色中式白褂子，玄色灯笼裤；马步横刀，列成方阵，一副顶天立地的气概。
此外，学校还很重视“尊师重道”的传统，规定学生升入高中后，对任课教师一律称“先生”。在校园中遇到老师要驻足、鞠躬。
扎实的文科教育，使得学生耳濡目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扎下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并确立了安身立命之“本”。有了如此的“根”和“本”，才有可能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
汇文当时的英文课程分别为“英文文法”、“英文名著”、“英文会话”三门。通常由外籍教师教“英文会话”，中国教师教“英文语法”和“英文名著”。英文文法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初中英文课上中英文混合授课，高中英文课堂上则全部采用英语授课。据老校友回忆，初中英文名著选读的有《神灯记》《鲁滨逊漂流记》《亚瑟王》《罗宾汉》等。高中英文教材则选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等。要求两个星期写一篇英文作文，并要在课堂上公开朗读，请同学相互指正，最后由老师当堂评点修改。
当时英文教学的特点是口语、作文、文法、翻译并重，并要求中西两种语言比照使用。1948届校友陈国新先生回忆，教英语语法的杨建章老师对学生要求格外严格，他要求学生将《红楼梦》中的片断翻译成英文，并让学生翻译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诗。
除了英文课之外，汇文高中的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及外国历史、地理等课程的教材全部采用英文原版，完全秉承了怀里书院时期定下的“举凡一切重要学科，多用西文教授，盖欲诸生之学贯中西，为他日中西文化之灌输调和者”之宗旨。
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之下，汇文学生高中毕业后大多已具备良好的英文阅读、写作、会话及翻译能力，考大学时数理化试卷可以使用英文答题，入大学后基本可以免修英文。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先生于1929年汇文初中毕业后再没有上过学。他后来在研究动物化石工作中，便是靠在汇文打下的英文基础，啃完了伦敦出版的原版《哺乳动物骨骼入门》一书。
汇文的中西融合还渗透在校园生活的诸多细节中。当年学校医务室的病历要用英文书写，运动场上打篮球时裁判发令要用英语，连报分数也用英文。期末考试时教务主任在大会上对大家讲：“你们不要作弊，上帝在上面看着你们呢。”连汇文的课外活动也呈现出中西融汇的色彩：学校有阵营强大的国剧团（京剧社）和国乐队，也有西乐队和话剧团。话剧团能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每当圣诞前夜，同学们成群结队秉烛到住在校园中的校长和老师家门口唱圣诗祝贺，过后每人必抱回一大包花生糖果之类的礼物。
透过这些依然活在亲历者心中珍贵的历史细节，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汇文校园里，中西两种文化，水乳交融、相映生辉，从而形成该校别具一格的美丽与风华，并积淀为汇文特有的传统与风范。
得天下英才以教之
一所好学校总是与一流的师资联系在一起。汇文当然不例外。
汇文由于办学资金充足而稳定，故所聘之授课教师，皆为一时之极选。1918年汇文大学部迁出，除原汇文大学教授仍留校授课外，新进之教师多为拥有博士学位的留美学子。
高凤山先生接任汇文校长后，更是不惜重金延聘师资。其时该校的师资阵容堪称“豪华”。教师多数毕业于燕京、北大、辅仁、师大，很多教师同时都在大学兼课。如该校的国文教师李戏渔，同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兼课。与李戏渔同时的国文教师郑骞先生，上世纪50年代后赴台湾任台大教授。国文教师白序之先生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而英文教师金振华先生，原为中国驻日内瓦领事，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兼教汇文英语。物理教师张佩瑚先生同时兼任北大物理系副教授。绰号“生物侯”的侯恩炬先生，上世纪50年代后到北师院做了生物系主任。化学老师于一峰先生，授课使用的是自编的《化学计算法》。主讲代数课的刘开祥先生当时在汇文讲授高中三年的五门数学课，包括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和代数。他后来被调往北大数学系任教。
1949年东北解放后，一批优秀教师被高凤山校长延聘到汇文。其中便有当时在数学界号称“东北三杰”中之“二杰”：阎宅仁、高庆恩。
如此“豪华”的阵容，即便放在今天的任何一所大学里也毫不逊色。而事实上，1952年后，相当一批汇文杰出的教师，皆已成为许多大学教师中的翘楚。
在当时的汇文，即使是一些“副科”教师也非同凡响。音乐教师杨荣东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选修音乐系。在汇文教过英文课，后改教音乐课。汇文与别的学校不同，到了高一、高二仍开设音乐课。音乐课教材都是杨荣东先生自己编写的。1935年汇文的校歌，便是他根据勃拉姆斯的《学院序曲》改编的。
武术教师徐良骥先生是著名的连环门武术家，同时兼任燕京大学武术教师。美术教师陈启民，是曾为西太后画过肖像的美国画家卡尔的弟子，也是蔡元培当年在北京成立的美育研究会的绘画指导老师。汇文校友穆家琪先生就是受其影响从此迷上了美术，后来成为卓越的美术教育家。
汇文的教师还有一个特点，即多才多艺。教化学的崔文治老师不但课教得棒，同时还精通民乐，笛子和箫样样精通，琵琶弹得更是出众。他是汇文国乐队的总指挥。有时一堂化学课讲完后还剩一些时间，他便拿出琵琶为学生们即兴弹上一曲。体育老师黄健，不仅精通本业，同时还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在北师大体育系读书时曾选修声乐，开过多场独唱音乐会。
在汇文，即使是课外活动的校外指导老师也都不同凡响。学校国乐团指导老师王义山是当时名闻华北的笛子大师，曾给梅兰芳和昆曲大师韩世昌吹过笛子。
正因为具备如此优良的办学质量，使得汇文蜚声国内外，吸引了全国22个省市，乃至海外众多的学子负笈前来。正如校歌中所唱的：“四方学子负笈来，东南西北萃一堂。”
据汇文校友会不完全统计，汇文的校友中间先后产生了22名院士。贾兰坡、瞿同祖、王大珩、卢肇均、王忠诚、李学勤等，其中包括外籍院士林同炎。还有一代国学大师、教育家、书画家启功先生，京剧大师黄桂秋，作家邵燕祥等。
“最自由不过的国度”
1926年3月，高凤山先生任校长后，次年即呈报教育部备案，开教会学校在中国政府立案之先河，并遵部令改为“京师私立汇文中学”，不久即改为“北平私立汇文中学”。之后又逐步取消了有关宗教课程，不强制学生信教，提倡信仰自由，并统一于部颁教学计划，自此脱离教会控制，自主办学。
在学校管理制度以及各项措施上，高凤山校长一贯坚持民主开放的办学风格，学校采用董事会制。学生自治会完全由学生民主竞选。学生伙食由学生自行选出的膳食团管理。校内合作社、小卖部、溜冰场等全部由学生管理。何纯渤先生当时是学生会主席，据他回忆，就连1935年修建学校体育馆的账目也由学生管理。
在汇文全盛时期，全校各种社团多达30几个，有壁报社、读书会、合唱队、话剧团、京剧团、国乐队、西乐队、书画社、运动队等。学生们还自己捐资于1929年创办了义校，其中的校长、教务主任、教师全部由高中学生担任，招收附近贫苦儿童就读，自初小至高小共六个年级，学生多达200余人。时为义校校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的刘树人先生还记得，当时与同学们敲锣打鼓去学校附近的居民区招生的情景。其中一些义校学生至今仍与他保持着联系。
汇文为开阔学生眼界，活跃学生思想，每周都设周会，邀请当时一些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来学校作讲演，其中有胡适、冯友兰、张奚若等著名学者。此外，她们还邀请美国专家来校演讲，由校长和教务主任先生亲自担任翻译。
1947年，高凤山校长接受学生建议，邀请一位进化论专家给学生讲人类社会进化的情况，其中讲到宗教的起源，在教师和学生中引起宗教与科学问题的争论。对此，1948届毕业生曹国平先生记忆犹深。他记得高校长当时说：“我们请人家来讲，就不能限制人家的自由。我主张言论、集会、信仰自由。学校一不能有政治色彩，二不能有宗教色彩。学校虽然是教会出资办的，但学校并不是为了培养基督徒，而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二者不能混淆。”
汇文的这些举措，不但发展了学生的才能，也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当时的学生曾这样描写：“的确，在汇文校内，是个最自由不过的国度了，里面住的人可以尽量的无论在行为上，或是思想言论上都可以各走各的路，谁也不去干涉谁，谁也不想惊扰谁，并且能使这院内的事事物物每条路都走得通顺——也许这就是汇文的神秘点。”
永远的钟声 永远的校园
在许多与汇文有关的资料上，都印着一口铜钟。在汇文学子心目中，这口钟就是老汇文的象征。
据考证，校钟铸造于光绪二十三年前，原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教徒赠送北京亚斯里教堂的，后送给汇文做校钟，故上面存有英文铭文。
当时汇文打钟上课，敲梆子吃饭。上课敲三下，下课敲四下，早上起来则打乱钟。所谓“打乱钟”，便是不计次数，打多少下没有规定。在不少老校友的回忆里，老校钟的钟声最牵动他们的魂魄。1959届校友弥松颐先生曾这样写道：“说起钟表来，在汇文，最大的莫过于一进校门的那口最能振奋人心的、准确指导全校师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校钟了。最近我见到从巴黎回来探亲的校友庞金生同学。庞兄还清晰地记得当年老翟同志打钟时的情景：一手捂住耳朵，把头一偏，一手捉住钟锤，‘当！当！当！’清脆的钟声立刻在汇文上空飞扬起来。校内读书的士子们，随着它，调节一天的生活节奏。”
1950届老校友刘树人先生最怀念的是冬天清晨的108下钟声。他说那时有的学生贪睡，数九寒天宿舍又关着窗户，敲钟的翟师傅就不歇气地敲，足足敲了108下。从此这108下钟声便永远铭刻在他们的记忆深处。
汇文校钟还是汇文爱国传统的见证。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何纯渤先生回忆说：“1935年12月10日,我们去敲校园里的大钟，宣布罢课。”
翟瑞焘师傅是汇文最后一个敲钟人。他于上世纪40年代早期进入汇文当校工，负责敲钟，直到1963年离开汇文。2007年年底，我曾去看望过这位94岁高龄的老人。老人听说是为了解汇文的事情找他的，非常高兴。提到高凤山校长，老人口气里充满敬意。翟师傅说：“人家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老人还讲起汇文校钟的一件趣事：当时同仁堂的一个少爷在汇文念书，有一次一时兴起敲了几下校钟，被翟师傅撞见，过去给了两巴掌。老人的口气充满庄严：“这钟哪能乱敲的啊！”
汇文校钟也曾死里逃生。“文革”时，校钟被红卫兵当成“四旧”扔进了废铜烂铁堆里。汇文体育组的王德重老师发现后，冒死把它藏了起来，直到“文革”结束后，重新归还给汇文。
著名物理学家王大珩校友动情地说：“汇文的钟声特别好听，它的频率是人耳最敏感区，听起来很清脆，不像有的大钟太低沉。因为汇文校钟里含银量大。”
1959年，汇文从原址东城区船板胡同1号搬迁到现在的崇文区培新街6号，汇文校钟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让位于新式的电铃了。但是，在那些毕业于1959年前的老校友心中，汇文钟声已经成了一支永不消逝的旋律。
如果说汇文钟声是汇文学子心中一支永不消逝的旋律，那么，当年汇文校园便是汇文学子心中永久的伊甸园。
当时汇文校园占地200多亩，座落于北京东城区船板胡同1号，即今北京火车站所在地，紧邻明城墙。校园主要建筑于19世纪初期落成，有教学楼安德堂，学生宿舍德厚斋、德本斋，高林斋，又称东楼、西楼、北楼。这些建筑加上1935年落成的体育馆和祥和图书馆，形成一组具有鲜明风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其格局庄严、肃穆、大气、典雅。汇文的学生这样描写他们心中的伊甸园：
“从南校门一步进校园，眼前就立刻展开一片大花园，繁花似锦，四周围环绕着茂盛的林荫，树丛后面掩映着幽暗的校舍。走进校园仿佛我的呼吸都变得深沉了。
“校园西北端的学生宿舍，是以新月形环绕着‘安德堂’教学楼的。东楼、西楼、北楼组成的宿舍群，像三兄弟一样，用他们粗壮的身躯，阻断着市井的喧闹，呵护着校园的宁静。
“隔着郁郁葱葱的西操场向南望去，祥和图书馆像是孤岛上的一座楼阁。浓浓的绿荫簇拥着它在旁逸斜出的枝蔓映衬下，更显出一种缥缈虚幻的境界。……夜幕降临。远处，静校的钟声在空荡的校园里回响，像对学子智灵的洗净，也像在朦胧的月色中摇你入梦。”
其中，最美轮美奂的自然属教学楼安德堂。安德堂建于1904年，为纪念汇文第三任美籍校长李安德先生而命名。楼高三层，能容纳全校六个年级共1000多名学生。我在学校纪念册上看到一帧摄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安德堂全景照片，尽管已经漫漶不清，但还能见出整座建筑殿堂般的恢宏气势。照片下方题写着：“吾愿‘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以喻于人。”
该文引自《庄子》，为当时汇文学子题写，展露出一代汇文人“开文化接青黄，万国精神齐陶冶”的襟怀意气。1959届校友、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吕弘毅先生曾这样写道：“汇文中学老校园的主楼是一座西洋古典建筑，在一片灰色低矮的京城四合院的背景中悄然而立，它带来的建筑感染力可谓别有洞天、别具一格、别有一番滋味。就其建筑形式而言，它的西方情调，似乎含有浓厚的科学‘新异’沉思、瑰丽的文化信息，因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莘莘学子们。它的造型来自异国他乡，却不是出于猎奇和商业噱头，没有市俗游乐的性质，反而以一种肃穆、严谨、庄严、坚强的风格，有助于优良校风的形成。”
吕弘毅先生还告诉我，老汇文校园的建筑风格近似于清华园，有着很高的建筑史价值。
也许所有过于美丽的事物都不易长存。1959年汇文搬迁后，大操场成了北京火车站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校舍被分割给附近的两所学校。校友李增祥先生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回到汇文旧址探寻，发现当年那个美丽的校园已不复存在，安德堂早已面目全非。目睹此景，老人感到“内心有焚琴煮鹤之痛”。
（谨向所有为写作此文提供帮助的汇文校友致谢致敬）
作者：王丽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