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教会中学是北京汇文中学

20世纪末，我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应聘到北京汇文中学任教高一语文。短短一年，这所老中学的历史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此心中埋下了一个承诺。

12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兑现承诺：追寻这所中国最早的教会中学的踪迹，以及她曾经的美丽与风华。

“我是汇文的”

从汇文出来的学生，不管日后念了什么大学，每当别人问起其母校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说：“我是汇文的。”这句朴素的回答里包含着一种外人难以体味的情愫。

汇文中学前身为一所教会学校，始建于1871年，最初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后更名为“怀里书院”。1888年又增设大学部，名为“汇文书院（PEKIN G ACADEM Y ）”。从1902 年起，校址设在北京崇文门内船板胡同。1904年改名为“汇文大学堂”，当时包括小学部、中学部和大学部。

1918年，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及通州协和女子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迁到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址，原崇文门内船板胡同的校址转给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自此，“私立北京汇文中学”作为一所独立的教会中学开始了它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历程，直至1952年被新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市立第二十六中。

与其他教会学校不同的是，1989年，在一批汇文老校友的努力下，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市立第二十六中重新恢复校名为“北京汇文中学”。这也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在1949年后被市政府批准恢复原校名的教会中学。之后该校重新在校门口挂出“PEKIN GACADEMY ”的早期汇文的英文铭牌。

汇文的毕业生，习惯于把上世纪50年代前的“汇文中学”称之为“老汇文”或“汇文学校”。而提起“老汇文”或“汇文学校”，在老校友的口里，必定要和老校长高凤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高凤山先生于1926年3月上任，1952年卸职。前后主长汇文学校26年。其小学、中学、大学均在教会学校完成，后赴美国留学，先后获美国西北大学文学硕士、波士顿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研究院做过短期研究。

如果让时光倒溯半个多世纪，我们便可以看到一所学校是如何与一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又如何与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老汇文学子口中“我是汇文的”这5个字背后的情怀和意气了。

“四点以后”

校训往往最能够反映一所学校的精神气质。但在今天的中国，校训正变得越来越雷同，越来越缺少特质。

我第一次走进汇文中学时，目光一下子被大厅中央“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校训吸引住了。进而对这所学校的“身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查资料，该校训为1919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为汇文中学所题写。简而言之，即“好学”、“力行”、“知耻”，概括为三个字，即“智、仁、勇”。可以说，此三者为儒家理想人格中对“君子”的最高标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的最高的价值追求。

然而，汇文学校毕竟源自西方现代教育，其自有一套更加严谨、系统的理论基础，以及更加具体、明确的教育目标。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与现代教育的目标结合起来，成为高凤山那一代秉持教育救国信念的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追求。高凤山在主长汇文不久，便提出“全人教育”的宗旨：

一、增进身体健康；二、涵养审美情操；三、增殖职业知能；四、预备升学基础；五、练习善用闲暇；六、学做良好公民；七、养成高尚品德。

这七条宗旨，与校训“智仁勇”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汇文鲜明的校风。

我曾在汇文校史纪念册上看到这样一组照片：背景是学校大操场，操场中央是一群正在进行课外活动的学生，有打网球、翻单杠、踢足球、扔棒球、打篮球，练习田径的，一派龙腾虎跃的景象。照片右上角写着四个字——“四点以后”。

何纯渤先生，1936年毕业于汇文高三理科甲班。曾任国家电力部水电总局局长，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者。

2007年，当我向他询问老汇文的种种情状时，老先生一声长叹：“汇文学校啊……”

据何先生介绍：当时汇文学校运动场所一个大院里边运动项目就有48种。每天下午4点到6点，所有的图书馆、自修室全部锁门。不让学生呆在屋子里。

“我们那个田径队啊，足球队啊，下大雨下大雪，4点到6点都在外边训练。学校规定的这些制度就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老先生兴奋地说。

在汇文的6年中，400米一圈的跑道，何纯渤风雨不误，每天坚持跑6圈。累计里程可绕地球一圈半。当被质疑参加这么多体育活动是否耽误学习时，老先生脱口说道：“我们老校长讲：‘A strong mind in astrongbody（健全的头脑只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像这样的警句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在校期间的所有的功课都在95分以上。”

汇文重视体育，源自古希腊的传统，这也是西方现代教育精神的重要内涵。在校长高凤山看来，重视体育的意义不仅是为了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为了塑造坚毅、勇敢、顽强、大度、乐观和自信等优秀的人格素质。

在汇文校友会创办的会刊上，不少老校友写文章，深情地回忆起在汇文读书时养成的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从而才使他们在后来坎坷的人生中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宁幌先生从汇文小学一直上到汇文中学，“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自嘲，如果不是在汇文时打下了强健的身体基础，挨批斗时根本扛不下来。与宁幌先生同届的世界华裔建筑大师林同炎先生90岁时还自己驾车去事务所上班。1934年毕业于汇文的天津美院教授穆家麒，去年被评为“北京市健康老人”。他总结自己之所以活到90多岁，还能有这样一副好身体、好脑子，完全得益于早年打下的基础……这些汇文学子每每忆及少年时光，莫不感念母校。

融汇中西 兼收并蓄

汇文中学的前身是汇文书院。当时之所以取“汇文”二字，即有融汇中西文化精华之意。这既与19世纪末清政府开科取士、兼试西学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学校的创办历史有关。1871年美以美会在中国设立教堂附设蒙学馆时期，其教学内容即“课以四书圣经诸籍”。发展到1884年的怀里书院时期，时任校长的美国牧师白雅各博士，进一步申明“举凡一切重要学科，多用西文教授，盖欲诸生之学贯中西，为他日中西文化之灌输调和者。”

1926年，高凤山作为汇文第一任中国校长接任后，毅然在学校取消了圣经课，但“融汇中西”的宗旨却得到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贯彻。

当时的汇文主政者深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汇文是一所办在中国土地上的教会学校，她要培养的是能够为20世纪中国社会服务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首先要热爱自己母国的文化。

汇文当时分文科、理科、商科和教育科四科。校长高凤山亲任文科主任。初中第一学年的国文课程分别为“国文”、“作文”、“书法”三门。

“五四”运动之后，汇文国文教材中已有白话文，但相比之下，学校更重视文言文教学。国文教师大多有扎实的文言功底，课文中的文言文多要求背诵。1951届汇文校友、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至今还记得读高一时背诵《周易》的种种情景。

已故著名书法家、语言学家启功先生1926年考入汇文初中，是汇文1932届的商科肄业生。他当年的同窗对他曾有这样的描述：

元伯启功者，世居旧都，睹其貌，观其服，知其然也。言语诙谐而恣肆，举止倜傥而乖僻，见者疑其狂，实则笃信坚贞，恺恻之士，余独知之焉。每寄意于诗词书画，时有慷慨之音，荒寒之韵，流露其间，则可见其不仅爱好已耳。无能遁世，又不能合污同流，故宁学商，所以苟全性命而已。

由此可见当时汇文学生文言水平之一斑。据老校友顾景祥先生回忆，汇文国文教师不大用现成的国文课本，而多由自己来选，还有的老师用当时出版的“活页文选”。汇文讲文言文的方法颇接近私塾。他回忆说：“第一节课串讲过的课文，第二节上课他（指老师）抽调几位同学逐句‘回讲’，一个字也不放过。同样，布置要背的章节，第二节课也要抽背几个人，不许打‘口奔儿’，……就这样一年下来，每人可扎实背下来一二十篇文章，再升入初二初三就有了基础。”

这种教学特点与校长高凤山的倡导有关。何纯渤先生回忆说：“我念高小的时候就读《古文观止》，到了中学写作文就是四六排联。我们老校长（高凤山）提倡文言和白话并重。我进学校半年就体会到这个好处。”

何先生一直记得老校长的告诫：“新的东西都是从旧有的东西传下来的。没有旧的就没有新的。”

检索相关史料，人们会发现，这种“新”“旧”相承、“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例子在汇文比比皆是。如国文考试，通常就出一道作文题目，限定一个小时交卷。这也是传统私塾教育的做法。而作文题目常常是一篇时事评论。这种作文练习有利于学生养成关心社会、独立思考的习惯，又避免了传统私塾教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