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的禅宗起源于中国

禅确实是世界思想史中一个伟大的革命，它起源于中国，而且，就我看来，它不可能源起于任何其他地方。中国有许多值得骄傲之处。

我这样说，并不是意指国粹心理而言，而是就世界的层面上，它对人类意识的发展之贡献而言。

佛教在慧能（殁于七一三年）以前，仍旧带着高度的印度抽象思想色彩。

确实，在这个方向上，中国人的成就是了不起的，而我认为诸如智顗（读音“椅”）和法藏这样的佛教哲学家，身列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中。

无疑，他们是中国人的果实，但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思想方式是由他们的印度先驱所激发，他们是马鸣大士、龙树尊者与世亲等人的直接法嗣。

但就一种意义上说，使得中国人的心灵得以完全肯定其自身，而与印度心灵有所不同的，则是禅。

禅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土地和人民间生长出来，而且也只有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得以如此繁茂。看看唐宋时期它在中国有何等广泛的影响。这在中国思想史中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

禅在中国人的德性、智性与精神上发挥如此大的力量，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有一个民族可以用一个形容词来表明其特性的话，我要说中国人是脚踏实地的（practical）──杰出的脚踏实地；这与印度人的心智不同，因为印度人喜欢玄思，倾向于抽象、超世和非历史性的心智。

当佛教僧侣初来中国，中国人反对他们的不工作以及独身状态。中国人想：如果这些和尚不工作，谁养他们？当然是那些不做和尚的人。俗人就必得为那些不工作的僧侣们工作了。如果和尚不结婚，谁来照顾他们祖先的精神遗产？

印度人认为精神上的教师可以不必从事操劳工作，因此自然他们依赖世俗人供给他们衣食住。耕田、砍柴和洗碗是他们不屑为之的。在这种环境之下，禅不可能在印度产生，因为禅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禅师与弟子共同做一切操劳的工作，而在工作之际又做着高度形而上学的问答。然而，他们小心地避免应用抽象词汇。为了要证明真理的遍在，他们应用身边的一切具体对象为题材。如果他们在摘茶叶，茶树就变成了他们谈话的题材。如果他们在行路，看到的鸟兽就变成了他们谈话的题材。鸟兽是直接取来作为他们活生生的问答之材料的。不仅有生的和无生的东西是他们问答的材料，它们的行动也是问答的适当材料。就禅师来说，生命本身以及它的一切状态，都是道之滔滔表现。

因此，当禅师在编自己的草鞋，或粉刷墙壁，或读经，或饮茶时，和尚可以走过去向他发问。同样，当禅师看到他的弟子在割草、收麦、扛木头、舂米、推手推车等等时，他会走过去向他提出问题，逼迫他回答；这些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单纯得很，实则充满了深沉的形而上学意义，或精神上的意义。

不分和尚的地位高下，一律用茶水款待，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当一个和尚来到时，他可能不意间向他提出问题，依照和尚的回答，对他做不同的接待。这可称之为禅的实际教育。

如果禅沿着智性的玄思路线发展，这种情况绝不会产生。但禅是以般若直观而动，而伴着一个绝对的现在；在这个绝对的现在中，工作进行着，生命生活着。禅的一切修习都随着这个绝对的现在进行。任何事物、任何工作的道德价值都是事后出现的，是工作完成之后的发展，是将它自工作者分离之后做研究所得的结果。价值是其次的，它并不是在进行时的工作本身。禅的日常生命即是去生活，而不是从外在去看它——因为后者不是实际的生活，却是疏离的生活。生活与工作之后才产生出语言文字、观念、概念等等，而这些是禅所不感兴趣的。

亵渎或圣洁，端庄或不端庄的问题，是抽象作用与疏离作用的结果。疑问一出，禅即已不在那里，而在万里之外了。禅师们是不会被习俗上禁止或不禁止等等无聊的讨论所阻挠的。他们的目的不是破坏偶像，而是他们的价值自动地发自他们的内在生活。

我们这些在外的人所给予他们的判断，所关涉到的只是禅生活的痕迹，是生命早已撤走的尸体。

如此，禅同生活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我并不是说印度心灵不是如此，而宁是说中国心灵更有土地意识，他们不喜欢同地面离得太高。中国人就这种意识而言是脚踏实地的，而禅深深融铸着这种精神。慧能从未停止过碓米和砍柴，而百丈则是以这种工作原则来为禅堂立规矩的伟大天才。

作者：铃木大拙 （世界禅学权威，日本著名禅宗研究者与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