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是清末驻英法公使郭松焘

郭嵩焘和副手刘锡鸿之争

李鸿章的支持，对面临巨大压力的郭嵩焘当然是莫大的鼓励。但身在国外，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内斗。刘锡鸿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从一开始就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清政府担心内斗会影响外事工作于1877年4月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刘与郭同为公使，使刘气焰更高，对郭的攻击更加猛烈，甚至达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认为这都是“汉奸”行为。更严重的罪状是刘锡鸿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由于朝中有人支持，刘锡鸿更是接连上奏朝廷，发函总署及南北洋大臣，诬陷郭嵩焘。对刘锡鸿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备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退意渐浓，多次上奏要求调回国内。

对郭、刘之争，李鸿章当然支持郭嵩焘。1877年11月初，李鸿章致书郭嵩焘，密告朝廷将以李凤苞取代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要郭不要称病迄退，同时劝郭千万不要公开与刘决裂，让外人见笑。由于清政府外派大臣事宜渐次开展，一时人才奇缺，于1878年2月底任命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然而，刘锡鸿等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于5月6日列举郭嵩焘十大罪状，洋洋数干言，大到造谣说郭嵩焘“总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小到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待洋人、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其用 心之刻毒、言辞之激烈严峻，超过以往。

这些“罪状”，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同时，面对驻外使臣间势同水火的矛盾，总理衙门也感到难以调和处理，几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当然是为郭嵩焘辩护，在1878年6月20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他十分巧妙地为郭辩解。由于他与郭嵩焘的关系、对郭嵩焘的支持尽人皆知，所以他首先不直接为郭嵩焘辩护，而是借到德国了解中国在德学习军事的“武弁”情况的船政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之口来指责刘锡鸿。当然，他先要强调李凤苞人品可靠:“监督李凤苞素最谨饬”、往回禀报时从来是只报告留学生学习情况而“不及其他”，但有一次来函却报告说德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颇有微词”，而刘也经常“托病不出”。他强调“语多含蓄，然亦略见一斑”。然后他再谈自己对郭嵩焘、刘锡鸿二人的看法:“平心而论，筠仙品学素优，而识议不免执滞，又多猜疑。云生志气非不要好，而性情暴戾，客气用事，历练太浅。其短长互见，谅在烛照之中。”但李鸿章提醒总理衙门:“惟目前筠仙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而且“英人尚无闲言”。德国报界对刘“颇有微词”与英国人对郭“尚无闲言”形成鲜明对照。最后，他婉转但又明确地提出自己的建议，由于郭嵩焘刚从伦敦到巴黎，所以总理衙门应致函慰问，“以安其意”，等找到合适人选再准郭离职。相反，刘锡鸿在德国若如“李监督等所云，于大局既无裨益，且与筠仙积怨成衅，咫尺相望，而声息不通，徒为外人所窃笑，似属非宜，想高明必有以处之。”虽未明言，但留郭嵩焘免刘锡鸿之意却又极为明确。稍后，李鸿章专门致函反郭较力、素与自己作对的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他在信中解释说之所以如此主张，“盖深知筠仙心肠尚是忠爱一路，惟素性褊急，自出洋以来为刘云生所窘苦，势难并立”，所以自己才“进此调停之说”，但并不知道郭刘互相参奏孰是孰非、朝廷谕旨如何处置、总理衙门又如何调停。由于郭嵩焘“退志既决”，英国报纸也报道说他将因病告退，所以李鸿章认为此事重大，请总理衙门慎重处理，应与恭亲王奕欣相商再作决定。
但是，朝廷内外反郭嵩焘力量甚强，纵然李鸿章权倾一时，其免刘保郭之论根本不可能为清政府接受。结果仍然是驻英与驻德大臣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将郭嵩焘免职调回，不少人还想将郭查办治罪。李鸿章知道事情已无可转圜后，专门致信总理衙门“论郭刘二使”，强调“惟英使一席，关系綦重，名位既须相称，才望亦要兼优。筠仙尚为英人所推许，颇难为继”，所以挑选继任者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方面是为总理衙门选人建言，另一方面也是为郭嵩焘美言，间接反对将其治罪。同时，他在这封信中借一位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职任名望俱卑”，并指刘在德“不甚见礼于当路”，因此他能否胜任外交工作大可怀疑。最后他明确说出自己对刘的处理意见:现在可“暂留”，但“将来似宜撤换”。

郭嵩焘最终被召回国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在这一纸“公平”对待郭刘二人的命令下，潜藏着两大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是经过了一番角力后才达到这种“平衡”的。
在处理郭刘矛盾中，反郭力量在总理衙门中占优势，所以原本决定只召回郭嵩焘，而刘锡鸿仍任驻德公使，另派船政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任驻德使馆参赞。李凤苞曾先后在江南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福州船政局任职，1876年由李鸿章推荐任船政留学生监督，是李鸿章一手培植的亲信。作为洋务派的一员，他自然与郭嵩焘关系融洽，与刘锡鸿不和，而到德国了解留学生情况时则与刘锡鸿龃龉不断。李凤苞听说自己被任命为要在刘锡鸿手下工作的驻德使馆参赞时大不乐意，分别给李鸿章和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字春帆)写信，表示不愿从命，请代为婉辞。老于权谋的李鸿章立即意识到此事可用，于是在1878年7月18日给总理衙门写了封短信。此信虽短，但对清政府下令同时撤回刘锡鸿、较量双方“打个平手”起了重要作用。他在信中提醒总理衙门选派公使、参赞只有“各得其宜”才能“各尽其用”。李凤苞到德国工作本就繁重，如果与公使关系融洽、配合默契“针芥相投”，则“尚可分身，乐为效命”，但由于刘锡鸿“性情诡变，难与共事”，所以无法就任参赞。李凤苞在给吴赞诚的两封信中详述了刘的种种不是，故李鸿章将两信附上，强调“设身处地，似系实情，碍难相强”。但李凤苞派充参赞本是刘锡鸿奏请，所以李鸿章说自己开始并不知道此事，不便由自己“越俎”代为奏请撤销，究竟如何为好，请总理衙门“酌裁核办示复为幸”，以此将了总理衙门一军。原来在德使馆的几个人现在都已离开，而李凤苞又坚决请辞，刘锡鸿“可谓独立无助”，而紧接的一句则十分有力:“其人之德器名望概可知矣。”最后他不无要挟地写道，如果你们要暂留刘锡鸿或又不便撤销李凤苞的任命，“鸿章等势不能强迫李监督驻德，致误学生功课”，万一刘锡鸿以李凤苞拒不赴参赞任职奏请惩罚，还希望总理衙门“大力保全之，以彰公道而惜人才”。

这封信的立论是不能强迫李凤苞赴德任参赞，但真正意图是要求总理衙门在撤换郭嵩焘的同时也要撤换刘锡鸿，否则有失公道。几天后，李鸿章又给总理衙门大臣周家楣写信，坚决反对对郭查办治罪，同时再次要求撤换刘锡鸿。他认为对郭嵩焘最多不过是免去他的官职“而不应更加余罪也”，而刘锡鸿“横戾巧诈，日记虽可动听”，但名声实在不好，德国驻华公使回德后对其“益加轻侮，于大局毫无裨益，亦须妥筹撤换耳”。对李鸿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同时撤刘、反对将郭治罪的意见，清政府不能不认真对待;同时，也不能不认真考虑刘锡鸿是否胜任。而即将接替郭嵩焘赴英上任的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也上奏反对将郭治罪，并在临行前慈禧太后召见时当面为郭嵩焘申辩。经过紧张、激烈的斗争，终使清廷改变初衷，同意不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并且同时撤回刘锡鸿。
可悲的是，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请假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郭嵩焘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以后他仍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其终不再被朝廷起用。此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传统中国世界观的变迁，近代中国在屈辱中走向世界的艰难过程。

总之，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他在清代封闭、麻木的社会环境中，毅然前往被封建统治者视为“蛮夷之帮”的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由一名封建士大夫转变成新时代的探险者，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巨大勇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特别是在西学东渐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