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是清末驻英法公使郭松焘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今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人。道光年间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办团练，参与镇压太平地天国革命。1859年曾去津助僧格林沁抗击英法侵略军。1863年署广东巡抚，1875年命在总理衙门上行走，署兵部左侍郎。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1891年病逝。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
中国首次对外派遣常驻公使
1876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今人看来这是最正常、平常的一件事，可能认为与《烟台条约》中赔款、通商等项相比，不值一提。但在当年，这意味着承认“天朝上国”的崩溃，是有“天翻地覆”之感的大事。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大使，这是近代国际交往的惯例和常礼。但中国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从无派大使到“属藩”之说。而近代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一方面感到与“蛮夷之邦”的“洋人”打交道有失身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屈从列强的压力和蛮横要求。这种对“洋人”既鄙视又恐惧的心理与坚持传统礼仪、中外从不互派大使的观念紧紧纠结一起，更不愿派遣驻外大使。互派大使，意味着承认“天朝上国”的崩溃。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争论最大、咸丰皇帝和王公大臣最为痛心疾首的一条即外国公使驻京。
1858年中英天津谈判时，中方代表曾表示皇帝宁可一战也绝不让步。但在英国代表与其将来北京挤满了外国军队、不如现在就痛快答应的武力威胁下，咸丰皇帝最终勉强同意，批准了《天津条约》。同意外国公使驻京的消息传来，清廷大员一片怒斥，认为撼动国体，“从来外夷臣服中国”，来华朝贡均不许久留，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是“不修臣节”。咸丰皇帝则又强调外国公使驻京是只准暂住，而且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如果英、法两国以条约为依据一定坚持其公使常驻北京，则他们“必须更易中国衣冠”;同时又要中方谈判代表改订部分条款。英、法侵略者拒绝改订条约之议，决心以武力将其公使“送人”北京。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不得不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外国公使史无前例地开始常驻北京。
但是，以后的十几年中，中国仍一直没有外派驻外大臣。对此，西方列强一直不满，认为这表明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所以在中英因“马嘉理案”谈判时，英方一直坚持中国要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清政府不得不答应。
《烟台条约》规定中国必须派高官出使英国，但派谁出去却是清政府的一大难题。因为当时人们不仅将出洋视为畏途，更将离开“礼仪之邦”到“蛮夷之邦”视为奇耻大辱，出洋者将名声扫地，很难找到愿意出洋的高官。同时，出使者又必须懂“洋务”，在清政府的高官中懂洋务者实在太少。
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在政坛几起几落的郭嵩焘担此重任，因其向以懂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感性的了解，并认真研读了一些使他惊讶不已的西方自然科学图书，倾心西学，后来一直参与洋务。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在当时被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1875年初，辞官在家闲居8年的郭嵩焘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而“马嘉理案”几乎同时发生，最终中国向英国派驻公使，具体人选就是郭嵩焘。
中国对外派遣常驻公使，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标志，当然，这是在屈辱中被迫走向世界。
《使西纪程》引起当时封闭的清王朝朝野一片哗然
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大臣的消息传来，他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风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郭嵩焘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而李鸿章却对郭嵩焘出洋表示鼓励、支持。为了表示“平衡”，清廷任命了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担任副使。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举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郭嵩焘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但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却对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表示支持。郭嵩焘出洋后，李鸿章与他密切通信。在1877年5月9日给郭嵩焘的信中，李鸿章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赞扬其“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者，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界也”。在1877年7月11日的信中，他更鼓励说:“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20年来自己仍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因此更感郭的“崇论闳议，洵足启发愚蒙”。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为郭甚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