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文人自传体五言长篇叙事诗是蔡文姬的《悲愤诗》
以作《古诗赏析》闻名的清代诗论家张玉谷有一首论诗绝句云：
文姬才欲压文君，《悲愤》长篇洵大文。老杜固宗曹七步，辦香可也及钗裙。
大意说蔡文姬的才华压倒了曾作《白头吟》诗的卓文君，所作《悲愤诗》长诗实在是伟大的文字。大诗人杜甫固然作诗宗法曹植，但他的一瓣心香恐怕也曾献给这位女诗人吧。他的意思是说杜甫的《奉先咏怀》和《北征》等五言叙事诗是受到蔡文姬《悲愤诗》影响的。这一说法是颇有见地的。蔡文姬的五言《悲愤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其感情之激昂酸楚也在文人诗中别开生面，杜甫的《北征》等诗确实与它有一脉相承之处。
蔡文姬名琰，是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
蔡文姬自幼博学多才，又精通音乐。据说她年幼时有一次听父亲蔡邕在黑暗中弹琴。弹着弹着断了一根琴弦，她根据琴弦断绝时发出的声音就辨别出断的是第二弦。蔡邕以为是偶然被她猜中的，就故意弄断一根第四弦再问她，不料她应声回答：“断的是第四弦。”其辨音之精以至于斯！
但这位才女的命运却坏极了。她先嫁给河东人卫仲道，还没有子女就先死了丈夫，又回到娘家居住。不久天下大乱，她又给胡骑所获，没入匈奴左贤王部十二年，在那儿生了两个孩子。幸而曹操曾与蔡邕有“管、鲍之好”，听说这一消息后派遣使者周近到匈奴人那儿以玉璧将她赎出，重新嫁给屯田都尉董祀为妻。然而董祀却又犯了死罪，她在严寒中“蓬首徒行”赶去向曹操“叩头请罪”，并且“音辞清辩，旨甚酸楚”，才使董祀免于一死。其命运之曲折蹉跌，实在是古今才女中少见的。
《后汉书-列女传》载蔡琰“后感伤乱离，迫怀悲愤，作诗二章”。二诗一为五言体，一为骚体，后人据《后汉书》“追怀悲愤”之语，都称为《悲愤诗》。其实，这二首诗虽然都述及诗人被掳、居胡、弃子归汉等情节，在性质上却有显著的区别。其中五言的那首侧重于“感伤乱离”，是一首以情纬事的叙事诗；骚体的那首却偏向于“追怀悲愤”，是一首触景兴感的抒情诗。
骚体《悲愤诗》由于旨在抒情，故首尾两节对被俘入胡和别子归汉的经历是比较简略的，在中间那一大段主要篇幅中，虽然有许多描述景象风物之处，但其实不过是用以渲染诗人离乡背井的悲痛心情的陪衬笔墨，或者也可以说是象征。
在这些对景物和人情的描述中，诗人极言它们与她故乡中土的差异，以此形容自己在这与中土迥异的环境下心情之沉痛悲愤。那儿的气候是“阴气凝兮雪夏零”，景物是“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人物是“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都是何等凄凉诡异？则诗人之痛苦不问可知。
接着诗人具体描绘了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她夜长难寐，起身徘徊。在阴云蔽天、朔风呼啸之中，她听到胡笳的呜咽、边马的嘶鸣和南飞孤雁的哀啼，又听到有人中宵奏乐，那“悲且清”的琴筝声与前面凄凉的声音互相应和，激发起她思乡的悲哀。然而她又不敢出声啼哭惊动主人，只能独自暗暗地“含哀咽兮涕沾颈”。这段以边塞之声引起乐声，以乐声写出心声，又将心声形诸吞泣声的精彩描写，绘声绘色地从细节上将诗人的痛苦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与前半段异邦风物的描述虚实映照，完整地表述了在那十二年漫长岁月中诗人那孤立无依的凄惶心灵。
后世谓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曲的传说，亦即滥觞于其中“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一节。正因为此诗以抒情为主旨，故全诗在写到诗人捐弃孩子后“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时即戛然而止，不再作任何情节上的交代。
蔡文姬另一首五言的《悲愤诗》与那首骚体的不同，是一首典型的叙事诗。中国诗歌的传统，与起源史诗的西方诗歌不同，叙事的成分比较薄弱。
《诗经》中除了《氓》等少量诗篇外，大部分诗歌是抒情的；稍后的《楚辞》也是如此。汉代乐府中叙事的成分开始加强，出现了《十五从军行》、《孤儿行》那样的叙事诗，但相对来说还比较简略，结构上也不够完整。只有到了蔡文姬的这一首五言《悲愤诗》出现，中国的叙事诗才真正成熟了。可以说它与稍后产生的《孔雀东南飞》双峰并峙，是中国叙事诗真正成熟的标志。
在这首五言长诗中，环绕丧失家庭的悲惨遭遇，诗篇的描写集中在这一悲剧的发生，人物面对这一悲剧的反应、态度和行动，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纠葛，这些纠葛又导致悲剧如何发展，直至悲剧的解决和后果。
诗篇第一段以十六句叙述了造成诗人（亦即主要人物）悲剧产生的原因即董卓之乱，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董卓拥主自强，关东举兵讨伐，董卓率胡、羌兵马东向屠城掳掠等历史事件。
第二段二十四句以“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转而叙述诗人与其他妇女一起被掳入匈奴的途中经历，这里描写了诗人丧失家庭成为俘虏的悲剧的发生，以及她“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的反应。
第三段十二句叙述了诗人在边地的痛苦生活，诗人所集中描写的是自己对家人的思念心情。其中“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等四句，概括地刻画了她对故乡和家人思念之殷切，同时也暗示了时光的流逝。
第四段二十八句叙述了诗人离胡归汉的情景。其中包括两个场面，一是与所生二子的离别，二是同时被掳的妇女们的送别。
在别子的场面中，诗人具体描写了孩子“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的责问和自己“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的巨大悲痛。
这是悲剧的进一步发展，它与送别妇女“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的场景汇成一片浓烈的悲痛气氛，将悲剧推向高潮。
接着的十八句是第五段，叙述归途及到家后的遭遇。在这段叙述中仍贯彻着诗人丧失家庭的悲剧主题。诗人返回故乡，方知亲人已经丧亡殆尽，连中表之亲也没有孑遗。可聊慰膝下的孩子失去了，过去丧失的家庭又已化为荆艾白骨，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彻底破灭，以家人为托的生存信念受到严重的考验，悲剧的主旋律又一次升腾轰鸣。
末段十句叙述在“旁人相宽大”的情况下诗人“托命于新人”，成立了新的家庭。但由于“流离成鄙贱”而“常恐复捐废”，悲剧造成的心灵创伤难于愈合，诗人常为重新丧失家庭的可能惴惴不安，以至于“怀忧终年岁”终身抱憾。
蔡文姬的名字和她所创造的悲剧形象，伴随着她的那两首《悲愤诗》，已不可磨灭地留存在中国诗歌史中。她的诗歌曾成为伟大诗人杜甫的楷模，仅这一点就永远值得中国妇女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