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银行业董事长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浙江杭州人，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
小名阿麟，字揆初，号卷盫，别称存晦居士。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受维新思想影响，赴赵尔巽幕下，掌理财政、商矿、教育，因代为起草《条陈十策》，而闻名当时。
他是中国银行史上的首位董事长，叶景葵既有协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坚守银行信用而抗拒中央政府“停兑令”的闪光片段，更在执掌大型银行30年间，倾心扶持民族工商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同时，在民国多姿多彩的银行家队列中，叶氏潜心藏书、校书，发起设立图书馆，是赫赫有名的藏书家。
大清银行末代监督
叶景葵真正的银行家生涯，是在一个银行特大案件暴露后开始的。
1911年三月，大清银行上下乱成了一锅粥：长期担任总行一把手的监督张允言被降职；营口分行总办罗怡被逮捕；中央派出的调查组来到银行彻查账目……
大清银行的这场地震，源自“厚德银行案”曝光。两年前，营口分行总办罗怡利用职权，将大清银行60万两银子私自放给厚德银号，而厚德银号正是他和大清银行理事顾思远合伙私设。同时，罗、顾进一步滥用职权，从大清银行上海、重庆等分行借出巨额资金。银号改为银行后，资金越借越多、且无法还款。
（图：叶景葵）
1911年二月，度支部一纸奏书将案情曝光。朝廷随即“空降”38岁的叶景葵，整顿和挽救“大厦将倾”的大清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大清银行是清朝网点最多、规模最大的银行。叶景葵临危受命，在于其谙熟财政金融并富有改革精神。
叶景葵1874年生于书宦世家。早年的叶景葵热衷科举，曾在1898年进京赶考，碰上变法维新，科举失利的叶景葵进入张元济办的新学堂——通艺学堂，渐生自强维新之心、实业救国之志。
1902年，叶景葵入山西巡抚赵尔巽幕府，从此踏入仕途。一年后赵任湖南巡抚，两年后任盛京将军，叶景葵均随行南北，即使考中进士也放弃而未离左右。在盛京担任文案总办时，叶景葵力倡改革，设财政总局，整理财政，并担任会办，“剔除积弊，未及两年，所入骤增，逾千万”。叶景葵善于理财和勇于改革的一面，得到充分展现。
在盛京期间，叶景葵为集资招股修路的浙江铁路公司筹集到股款11万多元。1907年，浙路公司为解决巨额股款的保管和运用，拟成立银行，并取“振兴实业”之义，在杭州创办浙江兴业银行。筹备中的银行资本额为100万元（1万股、每股100元），浙路公司投资40%以上，其余招募商股。公司再次请叶景葵为银行招股。当时，人们对银行所知不多，招股无从谈起，叶景葵“自认股五千元，而将招股事据实辞谢”，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现代商业银行——浙兴银行首批股东。
1908年，叶景葵受四川总督赵尔巽之邀，出任四川转运局驻沪总办。当时，浙兴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是其老友樊时勋，叶景葵与浙兴银行高层关系日密，并遥领汉口分行经理近三年，直到1911年春奉旨署理天津造币厂监督，才离沪北上。在造币厂屁股尚未坐热，再次空降大清银行。叶景葵走马上任后，一面处理案件清理，一面大刀阔斧实施改革。叶景葵起用一批专才，参酌英、日银行制度，改革总行体制，加强对分行的领导，力图改变此前的“人治”色彩，代之以制度管理。
1911年10月初，叶景葵奉度支部之命，查办吉林官钱局火灾，并考察东三省币制。这时，武昌起义爆发，刚从吉林行至沈阳的叶景葵闻讯星夜回京，然而北京大清银行已关门歇业。
11月5日，叶景葵辞职南下，结束了短暂的大清银行末代监督的生涯。
中国首位银行董事长
1912年，叶景葵南下后被浙兴银行选为董事。同一年，汉冶萍公司召开股东会，推举叶景葵与其挚友李维格并为经理。但仅仅一年，盛宣怀掌权，叶、李去职。
就在这时，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政府决定将浙路公司股票分期偿还，成立浙路股款清算处。叶景葵由浙路公司大股东蒋抑卮推荐，出任清算处主任。清算过程中，蒋抑卮购入浙路公司出让的大部分浙兴银行股票，成为银行最大股东。
这时的浙兴银行，杭州本行与上海、武汉分行各自为政，经营乏力。1915年，叶景葵与蒋抑卮等对其进行了彻底改革：将本行从杭州移至上海，成立总办事处，增设京津网点；改组董事会，选举叶景葵、蒋抑卮、樊时勋等七人为董事；叶、蒋、樊为办事董事，为领导核心；推叶为董事长，全权负责。
浙兴银行是我国金融史上最早实行董事长制度的银行，叶景葵成为我国首位银行董事长。
1916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抗北洋政府“停兑令”时，叶景葵支持中行上海分行继续兑付，代表浙兴银行作为中行商股股东，出面组织中行商股股东会，并任副会长；同时拿出浙兴银行财产向外资银行抵押借款，支持中行上海分行作兑付之用。
挤兑风潮平息，中行上海分行抗命成功，浙兴银行声望也大幅提高。
锐意革新的叶景葵，十余年间把浙兴银行带向了全盛时期。一组数字显示出浙兴银行的业绩：1915年实有资金50万元，1920年增至250万元；1915年存款余额438.5万元，1926年达3312.1万元，连续多年居商业银行第—；1915年至1926年合计纯收益371万元，平均年盈利率达15.8％。
不仅自身壮大，浙兴银行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己任，当时知名的民族工商企业多与它有着血肉关系，不少企业受其扶持摆脱困境：经常向张謇的大生纱厂放款，张謇告急求援从不回绝；聂璐生的上海恒丰纱厂，范旭东的水利碱厂，穆藕初的郑州豫丰纱厂，荣宗敬兄弟的福新、茂新面粉厂等，均因浙兴银行大力支持而得到发展。
虽然1928年后浙兴银行存款额从第一降到了1936年的第六，但其对民族企业的放款依然有增无减。企业家刘鸿生不止一次地慨叹：浙兴银行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
1927年以后，叶景葵对蒋介石政府心存抵触戒备，浙兴银行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1927年，蒋介石上台后发行江海关“二五库券”，叶景葵不愿承担分配给浙兴银行的40万元库券认购任务，致使蒋介石大怒，后虽不得已照数认购，但从此为蒋忌恨，与政府关系疏远。
抗战期间，浙兴银行损失惨重。民族工商业遭到破坏，银行放款多成呆账。浙兴银行走下坡路，其体制也难逃其责：董事长大权独揽，在其前期固可救权力分散之失，而到后期权力过分集中，且三十年始终由叶一人担任，遂生出种种弊端来。1945年，叶景葵辞去董事长职务，退居幕后。
稿本藏书家
叶景葵长期担任银行董事长，与金钱打交道，却是个书香银行家。
晚清民国之时，社会巨变，旧书散出，上海乃江南地区善本集散之地。
1917年，藏书家吴昌绶嫁女。挑出所藏四十种明刊及旧抄善本，标价千元求售，充当嫁资。叶景葵听闻后大方出手，从此引发数十年搜集与整理古籍之“癖”。
但叶景葵藏书没有停留在秘籍珍玩的层次，于是别具匠心地以名家稿本、抄本及批校书为收藏对象。数十年苦心经营，叶景葵倾其积蓄，藏书2800多部，计3万余册。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底本、惠栋《周易本义辩证》手稿、周雪客《南唐书笺注》抄本、王念孙父子合校《管子》等，皆为书之瑰宝。
其中，最珍贵的稿本，要数从杭州抱经堂购得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手稿。叶景葵刚拿到这部被书虫蛀过的“世间孤本”时，是一大包碎烂不堪的故纸。叶氏“灯下排目整理，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接着请修书高手修补，费时两年，使濒于毁灭的珍品重现，并在著名学者钱穆、张其昀等协助下，考订出手稿为顾氏原稿。
抗战爆发后，日军铁蹄所至，古籍四散飘零。身在上海租界内的叶景葵，亲眼目睹众多亲朋故旧的藏书散佚。叶景葵遂于1939年邀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志同道合者，筹设私立合众图书馆。
图书馆开办之初，叶景葵捐款15万元，并捐全部藏书。1940年4月，合众图书馆举行发起人集会，选举叶景葵、张元济等5人为董事，组成董事会。图书馆的创立，源于叶景葵整理与保护历史文献的使命感，是叶景葵“化私为公”藏书思想的体现。现已成为上海图书馆一部分的这批珍贵文献，依然在嘉惠众人。
1949年4月28日，叶景葵病逝。十天后，张元济饱含深情作《挽叶揆初》四首，其中诗云：“万卷输将尽，豪情亦罕闻。君能成众志，天未丧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