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家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陈光甫创办
陈光甫（1881一1976），原名辉祖，以字行，1881年生于江苏镇江（今江苏省镇江市）一个普通商人家庭。
1893年，父亲因经商亏本，被迫到汉口祥源报关行任职，年仅12岁的陈光甫也随父在该行充当学徒。他在业余时间跟随比利时籍职员学习英语，对各种出口货物，从品种、数量及其流向都悉心观察，几年后不仅学到了许多商业和金融知识，而且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
18岁那年，他到邮政局任职员，后到江汉关税务司工作，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德商瑞记洋行买办景维行。
景氏见他奋发有为，便将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
1904年，陈光甫在景维行的帮助下，作为湖北省代表团的随员，赴美国参加在圣路易召开的国际博览会。在博览会上，陈光甫目睹各发达国家的先进工业产品和科学技术，眼界顿然开阔，博览会结束后便留在美国，在当地一家商业学校补习功课。
随后，他考入依阿华印第安那镇之辛博森学院，次年冬转人奥海奥卫士林学院，190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
1910年他学成回国，先在南京南洋劝业会工作，后受江苏抚台程德全的赏识，任英文秘书。辛亥革命后，陈光甫出任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后因资助“二次革命”不得不愤然辞职。
此时，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墩和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铭的帮助下，陈光甫结识了德商信义洋行买办庄得之，决定在上海自办商业银行。庄得之十分欣赏陈光甫主持江苏银行时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和才华，毅然决定入股2.5万元。经多方筹募，共集股7万多元，对外号称10万元，成立董事会，取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董事会推举庄得之为董事长，陈光甫任总经理，负实际责任，从银钱业中聘请7名职员，于1915年6月2日在上海宁波路开业。
上海银行不仅是上海金融界最小的银行，也是当时中国最小的一家银行。
在创办之始，陈光甫便十分强调“服务社会”，主张“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经营方针。为了吸引小额存款，陈光甫首先提出“一元开户”。这项措施很快受到城市中下层市民的普遍欢迎，打开了储蓄局面。接着，他又在工人居住区开办职工储蓄，在市民中开办礼券储蓄、零存整取、存本取息、定活两便等各种新型储蓄方式。在陈光甫的艰苦努力下，上海银行的储蓄存款逐年增加，开业的当年即达到57万元，1917年达到200万元，到1919年达到616万元。上海银行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了上海绝大多数市民的认可。
上海银行放贷对象，集中于纱厂和面粉厂，其中主要有上海申新一、二、五、八厂，鸿章纱厂，上海印染公司，无锡的申新三厂，常州的大成、民丰，南通、海宁的大生各厂等。陈光甫的“辅助工商’’方针，不仅支持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上海银行赢得了信誉，而且为上海银行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上海银行在“辅助工商”过程中迅速扩充了股本。
1915年开创之始，股本仅10万元，次年便增加到30万元，1918年增到58万元，到1919年达到100万元，而在这100万元中，工商业者的股本达到49.7%。股本的扩张，加强了银行的实力。陈光甫依靠自己的勤奋、果断和才华，得到了上海金融界人士的尊重。
1918年，中国、交通、上海、浙江兴业、浙江实业等13家银行成立“上海银行公会”，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为会长，陈光甫当选为副会长。
上海银行从成立之El起，就不发行钞票。在陈光甫看来，虽然发行钞票利润很大，而风险也同样大，容易被人集中大量本行发行的钞票前来兑付，酿成金融风波。所以，陈光甫更倾向于向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领取兑换券。非发行银行向发行银行领用兑换券，只须交付四成现金和四成保证金即可，这样便无形中增加了二成的运用资本，增加了货币投放量。同时，发行银行每年还要向领券银行支付存放现金的利息，这样自然成为领券银行一笔数目可观而又十分稳妥的收入。
与当时许多银行、钱庄不同，陈光甫在放款时偏重对物信用。上海银行一成立，他便不顾同业的异议，力倡对物信用。那时，许多新兴企业在建成厂房、购置机器后，有限的资金都转为固定资本，自然缺乏必要的流动资金。当时的银行害怕巨额贷款收不回来，总是采取对人信用，因人而贷，很难适应现代工商业大宗贷款的借贷和周转。陈光甫正是看到了对人信用的弊端，果断地加以改革，采取对物信用。这一业务一开展，立即得到了工商界的欢迎。那些缺乏周转资金的工厂，纷纷以原料、产品，甚至厂房、机器、厂址地皮作价抵押，向上海银行借款。
随着抵押品的增多，陈光甫着手建立堆放抵押物的仓库。初期因资金有限，他多与各地可信赖的货物堆栈联合办理押款业务，随后又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联合，在上海设立公栈，建立合资仓库。1920年以后，相继在上海、汉口、南京、天津、济南、芜湖、镇江等地独资开设了48所仓库。陈光甫首创的对物信用，起初不被中国金融界同行注意，但很快同行们便看到了这种信贷的好处，纷纷仿效。而上海银行因捷足先登，在业务上始终占有绝对优势。
在开创上海银行之初，陈光甫就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口号，使职员忠于银行，忠于职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实行“扣储特储”办法，扣除职员工资的十分之一，另由银行赠送同额款项，合在一起作为行员“特储”，使职员期待将来可以得到巨款而安心工作。在银行增资时，他动员职工认购股票，并给予借款资助，从而使行员成为股东。
上海银行创办后，在交通总长叶恭绰等人的支持下，北京政府批准了陈光甫经办旅行社事业的要求。1923年8月15日，上海银行旅行部宣告成立。陈光甫确定其经营目标：发扬国光，服务行旅，阐扬名胜，改进食宿，致力货运，推进文化。它的业务十分庞杂，既办客运，又办货运，既业导游，又业出版，既营旅馆，又营餐车；既协助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又协助公私集会之舟车问询事宜。
当时风气未开，顾客根本不知道“旅行社”是何物，问津者寥寥无几，经过陈光甫等人的大力宣传，加上军阀内战，上海火车站不能售票，人们纷纷委托旅行部购票，逐步打开了局面。短短数年间，便在各铁路沿线、沿海、沿江的大城市，设立了许多分社。
1927年6月，上海银行投资5万元，将旅行社从银行中分离出来，正式成立中国旅行社。中国旅行社比起上海银行，更能发挥陈光甫“服务社会”的作用。在陈光甫的大力推动下，中国旅行社不断扩大业务范围，不仅经营代售海陆空客票，经办货运业务，建立国际联系等一般业务，而且大力开展旅游事业，组织游览团，设立游览部，招待各方观光旅游者。到抗战爆发前夕，中国旅行社在全国各地的社所，已有80多家。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陈光甫完全处于超然状态。为了使上海银行不受战局的影响，他从1926年下半年起到次年3月，果断下令长沙、杭州、镇江、北京等十几处分行停业，观望待变。
当时，陈光甫是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在上海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上与孔祥熙、宋子文是过往甚密的朋友，故为蒋介石信赖和器重。为了筹措巨额经费，蒋介石不能不依靠民族金融资本家为核心的江浙财团。而此时的陈光甫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割据限制银行的发展深恶痛绝，迫切希望出现一个全国统一的政府。同时，他对劳资斗争十分反感，也迫切需要依靠蒋介石反对工人运动，维护民族资本家的利益。正因如此，陈光甫放弃了观望态度，转而支持蒋介石。1927年3月，他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为蒋募资的活动中。凭着在上海金融界的巨大影响，第一笔由上海银行界垫款的200万元和钱庄垫借的100万元很快到位，为蒋介石献上了一份至关重要的“见面礼”。
南京政府利用中央银行的特殊地位，变本加厉地对金融界实行官僚资本垄断。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相继被兼并，连中国最大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被改组为官僚资本银行。到1935年前后，南京政府基本完成了官僚资本金融垄断体系。
正因如此，陈光甫始终拒绝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他极为精明和清醒，从不参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始终采取超然态度。因与宋子文意见不合，陈、宋间产生了不少矛盾。陈通过与宋子文关系密切的贝祖诒，努力缓和矛盾。他送股票给孔祥熙，请孔担任上海银行董事。广泛结交国民党军政要人，但更注重维护“南三行”（上海、浙兴、浙实）间的团结。蒋介石曾让陈光甫出任财政部长，陈拒不接受，但为了应付，只担任贸委会委员和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虚衔，一步也不肯离开被他视为命根子的上海银行，把上海银行始终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陈光甫认识到，要想在中国金融界长期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善于内部经营和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外，必须大力发展与美国的关系。1935年，南京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建立了法币与英镑集团的通兑关系。此举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怀疑和抵制，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在伦敦收购白银，导致世界银价猛跌，中国币制发生动摇。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深知陈光甫在美国金融界很有声望，决定由陈光甫带队赴美谈判。陈光甫在美国多方活动，将中国情况告知了美方，最终双方达成谅解，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与美元建立了关系。陈光甫赴美谈判成功，不仅加强了美国政府对陈的认识和了解，而且也使蒋介石对陈另眼相看，不敢轻易兼并上海银行；而谈判的成功，大大抬高了陈光甫的身价。
1938年，陈光甫再度代表中国政府赴美磋商借款。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靠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的关系和个人良好的信用，与美国政府达成两笔借款：一是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二是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为了保证桐油顺利出口，他在中国组织复兴公司，在美国组织世界贸易公司，专门负责办理桐油购销事宜，并亲赴滇缅公路沿线，催促在仰光设立简易炼油厂，使桐油直接装船，尽速运到美国抵债。
由于陈光甫经手的借款都能按协议如期归还，他在美国的声望迅速提高。1941年，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夸奖陈光甫，称他为“中国优秀的金融家”。接着，美国与中国联合成立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会，美国财长摩根韬向蒋介石提议由陈光甫担任基金会主任委员。
蒋介石不得不屈从美国压力，也为了拉拢陈光甫，不仅委他为主任委员，还给他戴上了“国府委员”的头衔，并将上海银行指定为外汇特许银行。
抗战胜利后，陈光甫从重庆回到上海，宣布上海银行总行迁回。此时，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致使物价飞涨、法币贬值，陈光甫仍将经营方针确定在经营外汇上，竭力积累美元储备。为了保管好上海银行的几百万美金，陈光甫在美国建立了中国投资公司、纽约通讯处、华懋保险公司、中国工厂拓展公司和克莱斯公司等，将大批外汇投资到美国，存放在美国。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规定私营银行不得收兑、持有或保管黄金、白银、银币和外汇，一切外汇资产必须向政府申报登记，并将现金外汇移存中央银行保管。这无疑是对民族金融业一次赤裸裸的掠夺。上海银行被迫按规定申报登记外汇资产，达692万美元之巨。但由于陈光甫早已将外汇资金转移到了美国，所以，除了移存的现金100多万美元被国民党中央银行低价收购外，其余500多万美元，都有理由申述已有“正当用途”而幸免于难。
国民政府面对上海银行在美国投资、转移的巨额外汇资本，无可奈何，一时也拿不到手。数月之后，金圆券政策破产，这笔庞大的外汇资产又回到上海银行手中。在依靠美国这一后台躲过一波又一波劫难后，陈光甫飘然离开大陆，移居香港，脱离了可怕的政治漩涡，专心经营上海银行香港分行。1976年7月1日，陈光甫病逝于台北，终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