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任期最长的现任外裔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2014年去世

2014年10月18日,美国裔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辞世,享年99岁。沙博理是中国全国政协第六届至第十二届委员。他也是我国任期最长、年龄最大的现任外裔全国政协委员。

自1978年开始,全国政协吸纳了十多位中国国籍的国际友人加入,其中最早一位是马海德医生。沙博理的辞世也意味着,全国政协委员会中再无“洋委员”。

美国律师来华“投身革命”

1915年12月,沙博理生于美国纽约,1937年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担任律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退役后分别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

1947年4月,沙博理来到中国,在上海接触了进步的中外人士,逐渐认识了中国社会,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并由同情转而投身中国革命。

Sidney-Shapiro-a-member-of-the-National-Committee-of-the-CPPCC(图:沙博理在发言中)

他曾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革命青年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帮助进步学生编辑主张土地改革的英文杂志;曾将律师事务所作为会址,与解放区代表商议如何通过国民党的封锁将药品送到解放区;他还曾用作律师的收入支持中国同志创办进步刊物《人世间》。

1948年,沙博理与著名演员和进步作家凤子结为夫妇。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沙博理和妻子凤子应邀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东侧的观礼台上亲历了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从此定居中国。

1963年,由周恩来总理批准,沙博理加入中国国籍。他们也是当时第一批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新中国成立之时,沙博理在对外文化联络局担任英文翻译,怀着满腔热忱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1年10月,作为创刊人之一,他与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共同创办第一本英文版《中国文学》,并从事译审工作。1972年,沙博理调入人民画报社担任英文改稿专家。

1983年退休后,仍热情关心、支持国家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倾力所及地参与国际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作为将新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的国际传播使者,沙博理先后翻译并在美国出版了第一部反映“红色中国”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著名作家巴金的《家》、茅盾的《春蚕》以及《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创业史》、《月芽》、《孙犁小说选》等中国文学作品。

他所翻译的书籍和大量中短篇作品,成为英语读者了解中国和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窗口。

沙博理耗费巨大精力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成为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被认为是“信、达、雅”兼备的绝妙译作,备受国内外赞誉。

2002年,沙博理还翻译了长篇人物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沙博理译著总字数约一千万,在翻译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

1995年,沙博理获得中华全国文学基金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2009年,获得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国际传播终身荣誉奖”;2010年12月,获得由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1年4月,获得由凤凰卫视联合海内外十余家知名华文媒体和机构共同评选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荣获国家级奖项——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除了译作之外,沙博理还著有自传体作品《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我的中国》以及《四川的经济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犹太人》、《马海德传》等图书,先后在中国、美国、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出版,引起很大反响。

自198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在连续六届任期中,沙博理经常到全国各地考察,沙博理一直积极参与提案和建议工作。

他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行使政协委员的权利,敢讲真话,勇建诤言,积极提出很多有价值的议案,忠实履行政协委员职责,在98岁高龄之际仍然十分关心政协工作。

1984年,沙博理获得了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大会发言的机会。发言稿是他和爱泼斯坦、奥地利裔的魏璐诗、加拿大裔的陈必娣共同起草的。由于沙博理普通话讲得最好,因而被推选宣读这份批评中国编辑的外文图书期刊在国外销售不力的发言。沙博理说,“它证明我们国外来的政协委员,也能够真正参与,而且有用。”

2012年,由于身体原因,沙博理请假缺席政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出版界别多名委员前往美裔中国籍政协委员沙博理位于什刹海的家中慰问。

在家里接受媒体采访时,沙博理依然关注中国的体制改革。他说,体制改革会取得成就,“我希望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成果”。

外裔政协委员何时出现?

据媒体报道,国际友人进政协,源自马海德向胡耀邦提出的建议。马海德出生于1910年,是阿拉伯裔美国人。马海德早年就投身于中国革命,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他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他曾任卫生部顾问,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直到国际国内形势剧变,马海德才于1978年进入五届政协,他也是最早成为政协委员的外裔人士。

任政协委员后,马海德曾借着一次向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汇报的机会,提出:可否让一些外裔人士加入政协?

随后,1983年的六届政协新增了十多名外国血统的委员,马海德和爱泼斯坦当选了政协常委。而沙博理、汉斯·米勒、陈必娣等都是在那一年成为政协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周淑真对记者介绍,1957年开始,“反右”运动使得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改革开放后,从第五届政协开始,我国恢复统一战线的思想和路线,在政协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也就是那时,一些对我国民主革命及建设时期做出贡献的外裔人士被推荐进入政协。

哪些外裔人士曾任政协委员?

经过梳理发现,外裔政协委员大都经历了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并且在某一领域颇有建树。如1937年1月,马海德医生就被毛泽东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并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李金河对新京报记者介绍,政协委员一方面是政党政治精英,另外就是社会各界的代表人士即社会精英。在他看来,外裔人士被推选为政协委员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不可分割的。“外裔人士进入政协是一种政治安排。这就是要反映不同的诉求,促进科学执政。”

在周淑真教授看来,外裔政协委员本身的专业特长,使其能够成为中外文化、科学、语言等交流的桥梁。“所以一些外裔政协委员是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他们说话的分量也很重。”

外裔委员去世后是否会增补?

1988年,马海德的去世意味着外裔政协委员进入了一个告别时代。近日沙博理的离世则意味着我国现任政协委员中再无外裔人士。

周淑真教授分析,很多外裔政协委员都是民主革命时期中过来的。“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一些国际上的青年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很执着。他们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后来就逐渐成为我们的一员。他们首先有了政治认同,再有了身份认同。”

而对于以后我国是否会再出现外裔委员,周淑真教授认为,政协委员要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影响力;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做出一定的成就。

她认为,加入中国国籍之后,外裔人士要被推选为政协委员还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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