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对外公开报道“两弹一星”研制者的事迹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中国广大人民最早知道“邓稼先”这个名字，是在他1986年逝世后，《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时。这是中国首次对外公开报道“两弹一星”研制者的事迹。

为“两弹”诞生呕心沥血、死而后已的邓稼先，是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人。在共和国表彰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简介上，写着这样一行字：

“邓稼先，1924年生，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即，邓稼先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直接投身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

当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后，面对留下的残缺不全、不知真实与否的核爆大气压数字，为了尽快研制出“争气弹”，时任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的邓稼先和他的团队集智攻关。

那时的条件异常艰苦。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坚持跟班指导年轻人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常常工作到天亮。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就这样，他们先后对原子弹爆炸的物理过程进行了9次模拟计算和分析，最终推翻了苏联专家撤走时留下的结论。到1962年终于完成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的制订工作，解决了原子弹试验的关键性难题，迈出了中国独立研制核武器的第一步。

在“两弹”研究过程中，邓稼先领导并直接参与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送等基础研究和模拟试验。当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他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在西北荒漠戈壁试验场，邓稼先和他的团队面对的是非常险恶的环境。正如古人感叹的那样，这里经常是“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但他总是身先士卒，冒着酷暑严寒在现场领导核试验，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试验，从而获得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邓稼先总是把生死置之度外，总是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第一线。尤其是在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线之时，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具体指导，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特别令人动容的是：有次航投试验出现事故，核弹从飞机上丢下来，因降落伞没有打开，掉在地上摔碎了。为探明原因，邓稼先亲自前往现场寻找核弹。在空旷的戈壁上，他直接用双手捧起弹片检验，因而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侵害。后来他病倒被送进医院。经检查，发现邓稼先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也侵入了放射物。即使这样，他仍执意回到核试验基地。在步履维艰之时，他还要坚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此情此景，感动了在场的每位工作人员。

1986年7月29日，由于长期劳累和辐射伤害，邓稼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对中国核武器研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逝世后，人们才知晓他的事迹，才知道他曾经担任过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简称“核九院”、“九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等职；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其实，他的那些卓著功勋，又岂是这几行简单的文字所能概括的呢！

当去慰问邓稼先的遗孀——许鹿希先生时，人们才获悉邓稼先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人曾是同学。许鹿希不无自豪地讲，邓稼先是我们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核物理学家，尽管他早年曾留学美国。后来他学成归国，成长为中国核武器理论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研制者和组织者，完全是时代时势的造就。

许鹿希说，1948年夏，邓稼先先考入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1950年完成博士论文“氘（读音“刀”）核的光致蜕变”，顺利通过答辩。此后第9天，邓稼先便辞别杨振宁等人返回祖国。同年10月，钱三强将他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任助理研究员，在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的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两年后，邓稼先晋升研究员，6年后调任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博士是核武器研究所调来的第一位高级研究人员。

当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庆。邓稼先的岳父、“五四运动”参与者、著名民主人士许德珩老先生问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先生：“咱们中国自己能造原子弹，不知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了解内情的严济慈哈哈大笑说：“去问问你的女婿吧！”

1993年8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追忆两弹元勋邓稼先》，讲述了杨振宁与邓稼先交往的一段感人故事：

197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华裔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来到北京，见到他童年时的好友邓稼先。离别近20年，邓稼先已不是当年背着个布书包、步行去中国科学院上班的书生模样了，为原子弹呕心沥血的劳作已使他鬓发染霜。杨振宁为学友的成就倍感骄傲，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实在不敢就原子弹的研制问题说半句话。当杨振宁离开北京、即将登上去上海的飞机舷梯时，他突然停住了，悄声问前来送行的邓稼先：“稼先，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十分惊愕地张了张嘴，可没有说话。长期的保密教育令他迟疑片刻，但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真诚的询问，他只好说：“你先上飞机吧。等我请示了领导后，再告诉你。”杨振宁带着疑惑离开北京到达上海。很快，在上海市为杨振宁送行的宴会上，一封密封的急信送到了他手上，是熟悉的邓稼先的字迹：“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博士的泪水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