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建造工程总指挥是王荣生

王荣生，一个旧社会贫苦电气工人的儿子，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产。他于1953年8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1965年，他在三十而立的时候，担任了武昌造船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

1968年4月，即毛泽东“6848批示”下达后，一纸由粟裕大将签署的六机部军管会命令，通过武汉军区转到王荣生手里，要求他三天之内到北京报到，然后赴渤海湾，出任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生产副厂长；直至后来担任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建造工程总指挥。

1968年4月中旬，王荣生奉命北大，那个基地仍是海边荒岛上的一堆糊满大字报的空房而已。生活上，正值物资供应困难时期，粗糙的玉米饼子和硬硬的高梁米饭就着缺油少荤的土豆白菜和咸萝卜缨子，身为南方人，他必须得克服。

技术上，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没有任何现成的技术范本。千头万绪且事无巨细，都必须亲自过问。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冬天到了，在极端严寒的天气里，王荣生只戴一项单帽在厂房、车间。后来他到北京汇报工作，六机部黄忠学副部长见他寒冬腊月里只戴着单帽，在他临上火车时送来了一顶皮帽子。

经过一年多的奋战，第一个艇体建成。按工程流程，艇体要接受耐压强度试验。周恩来专门把在锅炉厂劳动的力学大师钱伟长找来“保驾”。

当贴有几百个应力测量片的艇体被徐徐注入加压的水时，操作计算机、负责测量的702所的同志反映：鱼雷舱口曲线不太正常，接近钢板屈服应力点。这意味着，全艇正常，只有鱼雷舱口有问题。

当时在场的人都懵了，大家眼巴巴地望着王荣生。凭着多年的经验，王荣生叫来工段长，问他装载舱口的短梁焊接是否有问题，工段长未置可否。别人也怀疑问题会出在这个地方吗？

王荣生果断下令：松压放水，打开舱口进舱检查。然后他卷起裤口，拎起提灯，亲自带人钻进漆黑冰冷而又狭窄的装载舱口。果不其然，短梁没焊死，被水压撑开，必须得返工。

大家服了：“我的厂长，你的判断真准确。”

王荣生说：“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认真解决每个问题，对战士负责，对国家负责。”

1970年12月26日，在旗帜、标语、彩花的映衬下，中国核潜艇下水的时刻终于来临。

200多名由工程师和技工组成的“突击队”结集在大跨车间。下水方案是王荣生等领导带着设计人员攻关一个多月才出台的。他们研究了美苏等车的潜艇下水方案，又琢磨了适合自己厂情的办法。这不仅是下水集散、重量曲线确实和浮箱起伏等技术问题，还有几十个控制胎架小车电钮的人的协调同步问题。

王荣生从《孙子兵法》中得到启示，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既有模仿，又有创新，把这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

交艇仪式上，著名科学家、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热情洋溢地发言：“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我们工人有志气，军队有志气。我们没有用一万年，也没有用几十年，我们仅仅用了十几年就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