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辆完全国产化的汽车由支秉渊制造

1942年夏天，支秉渊和他的司机驾驶着自己制造的汽车，从湖南祁阳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的崎岖山路，成功驶抵重庆。

这是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发动机、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等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是支秉渊制造。此事一经报道，举国轰动，他被誉为“中国福特”。

祁阳（今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西靠越城岭，东接湘江，是通往广西、贵州的交通要冲。也是抗战时期西迁工厂的聚集地。

第一辆汽车的制造者支秉渊来到这里，因为看中它离长沙不远，可以更迅速地为前线服务。同时，支秉渊还写信给胡厥文，请胡厥文到祁阳来。因为胡厥文也是搞机器的，他们合作的可能性比较大，关系也比较好。

于是，胡厥文很快在祁阳办起了新厂。支秉渊和胡厥文原来都是上海工业界的领袖人物，现在，在远离上海的湖南山区，他们又一次携手，一个造车，一个炼钢；一个为抗战提供动力，一个为抗战制造枪炮。一时间，使人口比战前翻了一番的祁阳，有了“小上海”的雅称。

支秉渊，号爱洲，族号达瀛，生于1897年2月18日，是浙江省嵊县（浙江省绍兴市嵊县）富润乡支鉴路村人。

他的父亲支宝楠，是前清的秀才，对爱子期望很高，为他取名秉渊就含有“秉承渊源，继往开来”的意思。

支秉渊幼年时在家乡阳山书院上学，1915年进入上海南洋公学电机科学习，这对当时的支鉴路村是一件大喜事。不少乡亲到村口为他送别，这让年轻的支秉渊十分感动，立志要学有所成报效国家。他经过数年寒窗苦读，获得了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被聘为美商慎昌洋行实习工程师。

1925年受“五卅”爱国运动影响，毅然辞职，并联络大学同学，在上海泗烃路6号设事务所筹办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926年创办机器厂（现上海新中动力机器厂）。公司取名“新中”，寓有“新中国”之意。

（图：支秉渊与他制造的第一辆国产汽车）

战时我国的汽车都是由国外进口的，没有一辆汽车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就像工业史专家陈正卿所说：中国人想造汽车，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人动脑筋了。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事件中，“东北王”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张学良主政东北。两个月后，张学良招来工业巨头和汽车专家商量有关事宜。

一年后，取名“民生”牌的第一辆国产组装汽车在沈阳迫击炮厂诞生，不久便被送往上海展览，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争相观看，引以为傲。

人群中的支秉渊为这一群情振奋的场面深深地感染了，并有所触动，一方面觉得中国人自己造出了汽车了不起，另一方面觉得这辆车毕竟是采用进口的零部件组装的，而他则想造出一辆包括发动机在内全部自己制造的国产汽车。

想要制造一辆完全国产的汽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人、财、物等多方面因素的配合。而当时的情况是：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物质匮乏，人才短缺。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弃制造出一辆完全国产化汽车的梦想。

一开始他最想造的就是汽车的关键部位——发动机。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早在1925年支秉渊就开办了上海新中动力机器厂，由于成就突出，这个厂很快就在中国机械工业界中脱颖而出。那时，在黄浦江畔的支秉渊夜以继日，殚精竭虑，花费了6年的心血，终于凝结成一种新汽车的雏形，这时已经是1937年的夏天了。就在这年的8月13日，著名的淞沪会战爆发了，战争无情地毁灭了支秉渊的劳动结晶，中国国产汽车的雏形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当时新中公司所在的闸北区，是日军轰炸的重点地区，新中公司也难逃劫难，公司只好向西南后方转移。资料在战火中损毁了，支秉渊就凭借记忆重新绘制图纸，为近代中国人的“汽车梦”奋斗着。

但是没想到的是，支秉渊刚到湖南长沙，工厂还没有安顿好，日本军队就逼近了。他们只好拆下机器又上路了，这次搬迁的目的地是更远的位于湖南西南部山区的祁阳。

“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次日，支秉渊的部属——对汽车制造颇有想法的陆景云决定向支秉渊请长假，从军参加对日作战。而支秉渊则积极响应资源委员会等部门组织的内迁，率领新中员工历经艰辛，将上千吨器材迁往武汉。

武汉告急以后，新中又继而迁往长沙以及祁阳。长沙离武汉不足千里，且防备力量不足。若武汉失守，长沙便会成为前线城市，从战争角度看在长沙设厂的想法是极不明智的。而支秉渊在长沙设立分厂的根本目的，却是为了早日实现制造较大马力汽车发动机的夙愿。他对制造技术复杂的内燃机，可谓念念不忘。

长沙黄土岭新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厂于1938年开工，支秉渊急于请陆景云回厂主持试制发动机。因战事紧张，杜聿明最初不准陆景云离职。后来经支秉渊亲赴湘潭向杜聿明面陈理由，杜聿明才批准陆景云回新中公司以支持支秉渊的爱国之举。

那时候，国内的汽车非常紧缺，支秉渊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没有一辆研发汽车的模型。因而由经济部官员出面，将杜聿明200师的一辆已报废不能运行的德国卡车赠送给支秉渊。其发动机为M.N.A牌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65马力，额定转速为1800转/分钟。支秉渊决定仿制这种发动机，他在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组织了测绘，克服了种种困难。

陆景云回到新中以后，与支秉渊一道不顾敌机轰炸的严重威胁，决定建立汽车零部件批量生产线。

战时后方的冶金工业十分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多方打听供应渠道，终于想到向铁道部门购买被日本飞机炸坏的机车的废件作为原材料。

当时估计机车主动轴是好钢材制的，就用它来制造曲轴，用轮箍制连杆，用钢轨制一般钢件。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和合用的磨床，制曲轴时先将车轴锻扁，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精车和研磨。在自炼铸铁过程中，找不到进口的铁镍合金颗粒，就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同在化铁炉内熔炼，炼成低镍合金铸铁。就这样新中顺利铸成气缸体、缸盖，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由支秉渊去香港购买。由于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就亲自押运，从香港用民船运到广西钦州、防城一带上岸，再用人力经数百里挑到南宁，再经公路长途运输到厂，长沙大火后，新中厂又迁到祁阳，其路线非常之曲折。

1942年夏天的一个月明之夜，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汽车发展的史册。那天夜里，中国第一辆汽车诞生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中国人制造的这辆新车。

就像上海工业史学家刘浩林所评价的那样：“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支秉渊自己造的，它的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渊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因而当时重庆《大公报》撰文把支秉渊称为“中国福特”。

这个中国人和他制造的中国汽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给中国带来了工业发展的黎明曙光，并且体现了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新中厂后来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1946年，支秉渊受聘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先后创办虬江厂（今上海机床厂前身）和吴淞厂（今上海柴油机厂前身）。

解放后，支秉渊主持太原重型机械厂的设计和建设，任沈阳矿山机械厂副厂长、总工程师等。文化大革命中受陷害，病逝于河南信阳。后平反，移葬北京八宝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