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篇在世界顶级数学期刊《数学年刊》发表的中国人论文作者是俞大维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军事工业，不能不提到俞大维（1897-1993）。他在1933年就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1946年初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1949年到台湾，1954年在台出任“国防部长”。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与正在抗战的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盟国。为了便于协调盟军对日作战，双方商定设立中美联合参谋本部于重庆。1944年10月31日，美国魏德迈中将接替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当时中国远征军所用轻武器如步枪、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等相当大一部分系由中国兵工厂生产供应，因而魏德迈与中国兵工署长俞大维频繁往来，逐步建立起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

1945年7月16日，美国首次核试验成功。8月6日，第1枚原子弹落在了日本广岛。8月9日，美国又使用原子弹轰炸了长崎。不久，俞大维便在中美联合参谋本部看到美国关于原子弹发展过程的机密文件。魏德迈曾问俞大维：“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因为俞大维曾选派一些优秀学员去美国亚伯丁兵工学校学习常规武器制造。俞大维说：“把原子核打开，可以造成巨大力量；这一制造原子弹的原理，是德国人最先试验成功。30年代，我第二次留德，到丹麦哥本哈根，便知道这件事。”俞就此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即命军政部长陈诚和俞大维负责秘密筹划这一重要国防科学技术计划。1945年1月1日俞大维已升任军政部次长，仍兼兵工署长。

为了规划和推进中国原子计划，首先就得物色中国第一流的物理、数学、化学家参加，而且需要迅速选派这方面的优秀学子前往美国深造，培养原子科学技术人才。众所周知，各国选用从事国防尖端科学的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安全审查，因此，俞大维首先找到他深刻了解的姨表弟、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这位著名的化学家是曾国藩的嫡曾孙，而俞大维则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同时，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教授又是俞大维之妹，真是亲上加亲，可保安全。曾昭抡于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因研究元素有机化学著名而宜于从事国防化学。曾昭抡又受托找了同事、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和吴大猷。

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与海伯特主编的《数学年刊》是世界权威学术刊物，俞大维的《数理逻辑问题之探讨》是该刊第一次登的中国人的论文，华罗庚则是第二个荣登这一世界级学术专刊的中国人。因此他俩彼此慕名但却未相识。战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相见，俞大维就向华罗庚说：“谭伯羽（中国驻德商务专员）几年前交我一道难解的数学题，请教了好多位外国专家都无答复。”俞邀华罗庚赴家宴，顺便将这一难题交华罗庚。次晨，华罗庚利用去厕所的时间就将答案写于草纸，即交人送兵工署并说：“俞先生的难题算出了，我来不及重抄，就请把这张草纸交他。”俞收到后十分佩服地说：“果然是数学天才！”

曾昭抡受托首先找到著名原子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是当时中国获理论物理博士的第3人（前2人为王守竞、周培源），是后来荣获诺贝尔奖金的李政道、杨振宁的老师。他既精通原子物理理论，又谙熟实验技术，最为适当。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军政部长陈诚、次长俞大维即请吴大猷、华罗庚从昆明到重庆，商谈如何筹建国防科学研究机构等事宜，并遴选成绩优异的后起之秀出国“考察”。他们到重庆后，陈诚亲自到他们的住处陆海空军招待所拜访。他们根据陈诚的要求，拟订了一份计划，并提出化学方面由曾昭抡负责。

当这份中国创办原子能事业的计划送到军政部时，陈诚认为可行，遂决定选送学生赴美。在原子物理方面，吴大猷推荐了李政道和朱光亚；数学方面，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化学方面曾昭抡选拔出唐敖庆、王瑞。

吴大猷在确定人选之后，立即将俞大维交给他的取名《史密斯报告》的美国关于原子弹研制经过的文件印了5份，分别让李政道、朱光亚、孙本旺、唐敖庆、王瑞5人译成中文，经吴校阅修改后送交军政部。同时，吴开始加速讲授量子力学，为他们出国学习做好准备。

1946年8月，肩负“学习制造原子弹”重任的中国科学家由华罗庚教授率领启程赴美。在旧金山上岸后，即赴加州大学，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教授见了面。从曾教授处获悉：美国有关原子弹研制的各科研机构、工厂等都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因此进入这类机构、工厂“考察”已不可能。曾建议大家分别到合适的大学去进修或从事研究工作。这样，华罗庚去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任教授；朱光亚进了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对新中国原子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唐敖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获化学博士，如今是中国著名量子化学家，科学院院士；李政道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后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曾获诺贝尔奖，现居美国；孙本旺学成后于50年代归国，先后在武汉大学、哈军工、国防科技大学任教，已病故；王瑞现仍在美国。吴大猷则因出席英国皇家学会补办的庆祝牛顿诞辰300周年纪念大会，与周培源、赵元任两教授先赴伦敦，9月才到美国。吴一到美即找他的同学、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R.F.Bacher博士，探询协助中国建立原子弹研制机构的可能性，并将报告及建议先后寄回国内。

沧桑巨变，这批人学成回归国，许多成为新中国国防建设的主力军，包括后来那些成为“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杰出人才。

时隔50年后，199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表彰“两弹一星元勋”的颁奖大会上，受奖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在讲话中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我们能交出这样一张成绩单，要特别感恩和怀念三位先贤前辈，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均曾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里工作过，或者是由俞先生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

俞大维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12月出生，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21岁时到哈佛大学攻读数理逻辑，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大学攻读数学及德国哲学，并有幸系统地聆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演讲。

在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俞大维便留在德国进行兵器及战略研究。在风雨如磐、诡谲变异的国际环境下，俞大维毅然回国效力，于1933年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

1930年，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时，曾奉命采购欧洲有名的75型山炮，计划当年采购12门，并保障三年内采购量稳步上升。他不敢有丝毫懈怠，亲自跑到博福斯工厂督导采购。在洽谈中，俞大维得知参与军购，他个人可得到一笔数额不菲的“佣金”。俞大维当即平静地对博福斯公司的代表说：“好！甚好！只是希望你们抓紧赶工，争取我订的12门山炮和佣金购买的3门炮一起交货。”

这句轻描淡写的话，不禁让对方大吃一惊。他们虽然知道俞大维谙熟军械，精通外语，举止儒雅，却不知国民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洁之官员。

也许是从这件事上得到的警示，为了防止“佣金”、“回扣”弊端的干扰，每当有国民政府的武器采购洽谈时，俞大维都要亲自参与，或争取更优惠的价格，或争取添置更多军械。直到他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后，还经常盯住国外军购的“佣金”问题不放，谆谆告诫属下清廉自好。

在国民政府中，俞大维是唯一既非黄埔出身，又非职业军人的“国防部长”（尽管俞大维是国民党政权逃台后才出任“国防部长”的），但他却能够以学者身份担任这一既重要又敏感的要职长达十年之久。他甚至终生未加入国民党，用当今的话说，是一名“无党派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