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地摄影之父”是中共首位专职摄影记者沙飞

（一）沙飞其人

沙飞，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今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人。1912年3月19日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里，15岁参加北伐战争，1936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6年10月拍摄发表鲁迅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及其葬礼的摄影作品，引起广泛震动。

他是抗战前后著名的新闻摄影家。抗战中，周恩来曾将同为开平司徒家族中的北美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画家司徒乔、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与摄影家司徒传并列，誉为“司徒四杰”。

沙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中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拍摄、保存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为完整的影像记录。

在沙飞的摄影镜头中，有鲁迅最后的风采，有战斗在古长城上的八路军士兵，有开展支前运动的坚贞人民，有为中国人民所永远铭记的白求恩医生，有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女孩的合影，有惨遭日寇杀害的同胞……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摄影艺术的典范，穿越时空。今天我们欣赏他的作品，仍然被深深震撼，被深深打动。他被国际摄影界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被誉为“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中国战地摄影第一人”等。

沙飞故于1950年，开国初期他被处决了，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被枪毙的高级干部。

在现实中，人们对他的照片要比对他的姓名熟悉得多。这些年中央电视台采访著名人士时常常展示他们在战争年代的影像资料，往往为沙飞拍摄。但是对沙飞却疏于介绍，语焉不详。这些年通过翻阅越来越多的资料，构成了渐渐清晰的轮廓。

（二）沙飞与聂荣臻

沙飞是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一手培养并直接领导的我军高级文化干部。聂帅一直是沙飞的直接领导，对于艺术家沙飞的思想、业务、生活上都关心致至，政治上悉心培养。

1937年10月，平型关大捷硝烟未散，时任山西太原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的沙飞赶到平型关一线进行采访，我们今天看见的有关平型关大捷的照片都是他那时拍摄的。在八路军115师，沙飞受到师长林彪与副师长聂荣臻的亲切接见。这是沙飞第一次接触共产党的军队。这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眼前，深深吸引了年轻的沙飞，受到极大的鼓舞。

同年12月，沙飞在河北阜平（今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正式参加八路军，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位专业摄影人士。

在此之前，沙飞已是中国摄影界名人。他于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期间，拍摄了那张著名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们谈话的照片。11天后，鲁迅去世。这幅照片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影像图片，非常珍贵。沙飞也因此名声大噪。

以后，他又举办过数次个人影展，在上海的报纸上常登载他的摄影作品。

沙飞刚到部队时，聂帅给了他两件见面礼：其一是三天前特务团缴获来的日本大洋马，供沙飞专用；其二是一部镜头为F2.8自动对焦的法国魏尔脱相机。相机是115师骑兵营在收复河北曲阳（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县城时，从一个被击毙的日军中队长手中缴获的。当时沙飞手中使用的是在上海花五块大洋买的白朗宁相机，而这部法国魏尔脱相机是当时最好的相机，在上海的时价是四百块大洋。聂帅将魏尔脱相机送给沙飞，摄影家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这架法国相机伴随沙飞直到抗战胜利。

沙飞曾在上海美专学习西画，大学学历，这在八路军部队中是十分稀罕的。惜才如金的聂帅对沙飞极为器重，一开始就让非党员的沙飞担任正团级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第一任《抗敌报》社副主任。后来又根据沙飞特长，于1939年2月在军区政治部专门成立了新闻摄影科，任命沙飞为科长，专负其责，继而又委以重任，让沙飞担任正师级的《晋察冀画报》社社长，还亲自挥毫泼墨，为画报题词。

在生活上，聂帅也给予沙飞最大程度的照顾。比如津贴，做为军区最高首长聂荣臻司令员，每月仅五元；八路军战士，每月一元；军区下属的军分区主要首长，比如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将军，每月四元，这个标准也是晋察冀军区各部部长的标准；党内有名的大才子邓拓，仅仅每月三元；沙飞呢？每月八元！这是当时的顶级水平，凤毛麟角。

因此沙飞身边曾产生过饶有趣味的场面：一些烟瘾特别大的人没得烟抽了就想法到沙飞处去蹭香烟，这些人的资格往往比他老得多甚至可能还是他的上级，像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1928年入党，建国初期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军区除奸部部长余光文（1925年入党，参加秋收起义，1962年少将）、敌工部部长厉男（1936年入党，建国初期任旅顺市副市长）等等。摄影家的豪爽是有名的。

除此之外，考虑到文化人的生活习惯，聂帅还特批沙飞可以不出早操。

（图：沙飞工作照，摄于1939年）

（三）天高任鸟飞

沙飞成为八路军抗敌战士中的一员。艰苦卓绝的抗敌一线成为他施展才华、抒发抗日情怀的大舞台，用手中的相机为武器，拍出了一幅幅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不但鼓舞了当时抗敌军民的斗志，又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些照片同他的名字一起永久地刻印在历史的记忆中。

《战斗在古长城》是1938年8月当沙飞采访杨成武部时，在涞源（今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长城峪战斗中拍摄的，是一组照片中的一幅。这是当时国内第一张中国军队在长城上抗击敌寇的照片，传遍大江南北，并且传到国外，在众多媒体上刊登，影响甚远。这张照片意义非凡。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此之前，日本随军记者拍摄了很多日军在中国长城嚣张猖狂的图片，到处散发。中国军队在长城上英勇抗敌的影像出现，在舆论上对侵略者一个有力的还击，对中国军民乃至全世界的进步力量都给予很大的鼓舞。这张图片被公认为中国抗战摄影的经典之作。

大家所熟悉的白求恩大夫做手术的照片也是沙飞拍摄的。

1938年6月，白求恩大夫从延安（今陕西省延安市）长途跋涉来到五台山（今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山景区）。沙飞正在医院休养。到达当天，聂司令员等首长热烈欢迎白求恩一行，沙飞从医院赶到现场为他们拍照。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开国上将）特意叮嘱沙飞“要经常采访拍摄白求恩大夫工作、生活情况，为历史留下宝贵的形象资料。”

白求恩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胸外科医生，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他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也不忘随身携带了一部新型的带有柯达镜头的莱丁娜照相机。白求恩原先担心在根据地无法冲印自己的胶片，遇到沙飞，这个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沙飞可用不太顺畅英文与白求恩对话。他俩在一起不但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也是志趣相投的影友，常常相互切磋技艺，交流经验，成为边区机关的一道风景。

一年后，白求恩不幸以身殉职，临终前一天在遗嘱中留言“照相机留给沙飞。”

白求恩的这部相机于1959年由沙飞的大儿子王达理捐赠给中国摄影家协会（当时名称“中国摄影学会”），现作为宝贵文物静静地躺在协会专置的保险箱里，成为镇馆之宝。

1940年11月在白求恩逝世一周年之际，沙飞在唐县军城筹划举办了《纪念我们的国际朋友白求恩摄影展览》。沙飞用这部相机拍下了纪念展览实况。

1942年7月7日，由聂司令员关怀支持、沙飞及其战友创办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出版。沙飞精心组稿编排、刊出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博士”的专题摄影报道。《晋察冀画报》是《解放军画报》的前身，是我党我军的第一份摄影画报。

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百团大战打响。聂荣臻司令员属下杨成武部攻击位于石家庄井陉县北二十余里的井陉煤矿。井陉煤矿是日军重要军需资源基地，年产优质煤200万吨，全部为日寇军需所用，大部分运往日本。这座煤矿号称可顶5个师团。拿下井陉煤矿是百团大战的重要战果之一。

那时沙飞在一线部队，为了他本人安全起见，聂荣臻将他召回随军区司令部一起行动。当沙飞于8月21日，也就是百团大战开战的第二天回到司令部时，看见聂荣臻身边有两个日本小女孩，这就是八路军前一天在井陉煤矿战斗中从战火中救出的日本小女孩美穗子和她五个月大的妹妹。沙飞拍下了当时的情景。

当时的条件使得八路军不可能收养这两个小孩，5天后，聂荣臻派人将小女孩送交给石家庄的日军，并附亲笔信一封。聂荣臻这封信的内容当时刊登在边区报纸上，但原件已佚。幸好当时沙飞用相机拍下了原件的照片，使得我们今天能够一睹这件重要文物的原始风采，深深感到摄影家的细心与远见。

我们今天看见当年聂司令员与日本小姑娘在一起的组照，均出于沙飞之手。沙飞当时对战友冀连波说：“这是一件大事！这些照片现实可能没有什么作用，也不是完全没用，几十年后发到日本，可能会发生作用。”

后来的历史准确地证实了他的预见。40年后的1980年，《解放军报》发表了姚远方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并刊登了这组照片。一个月后，照片中的当事人美穗子从日本赶来拜见当年的救命恩人聂荣臻元帅。这是当时在两国轰动一时的新闻。

当年送交日军的两个小女孩只有美穗子活了下来，她的没断奶的小妹妹因伤势过重后来死在日军的石家庄医院。日军收到小孩后，驻石家庄的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给聂荣臻司令员回信表示感谢。沙飞曾将回信给战友李遇寅看过。李遇寅在1980年回忆道，回信当时未发表，信的内容为：收到小孩，对贵军人道主义精神非常感谢，将来和平后见面，定向你们致谢。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日军对待中国小孩的态度却是禽兽不如。

（四）柏崖惨案

1943年9月至12月，日寇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持续3个月的“毁灭性扫荡”。《晋察冀画报》社是他们的重点目标之一。12月8日，军区除奸部与先期到达的画报社在河北阜平柏崖村汇集，被敌跟踪尾随。拂晓时分，日寇突袭了村庄。当时与除奸部一起行动的三支队仅有一个警卫连的作战部队，直接护卫画报社的仅有一个工兵班。

枪声响起，除奸部（兼公安局职能）部长余光文即率部突围。余光文的爱人，机要科长张立带着不满三个月的小儿子行动不便，被鬼子抓住，押到村口麦场，麦场上已经有一些老百姓，张立虽然穿便服，但带着手枪，身份暴露。日军逼她交出部队的行踪，张立不从，日寇夺出她怀中的婴儿，和另一村民不到一岁的男孩一起投入画报社的做早饭的大铁锅中活活煮死！张立本人被日寇用刺刀杀死。日军还将三名患病不能行动的八路军战士扔进火中烧死。

时任画报社主任的沙飞率报社人员随部队冲出村外，在突围行动中虽然保住了画报社近万张照片底片，但人员损失惨重，包括画报社指导员赵烈在内的9名工作人员牺牲。专职负责掩护画报社的工兵班除班长受重伤外，其余全部战死。沙飞在突围过程中，双脚被冻坏，险被截肢。

那一天，小小的柏崖村有一百多人被杀害，史称柏崖惨案。

沙飞被战友运回村子后，亲眼目睹了大铁锅中被煮死的小孩。他后来非常感慨地说：关于孩子，在抗日战场上有两件类似而又截然相反的事情，一件是在百团大战中，聂荣臻司令员亲自照顾并送还了被我军救出的日本小孩子；另一件就是在柏崖惨案中，日本兵把两个中国小孩扔进开水锅里煮死。这就是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鲜明对照。

在此，还要特别提及一年前牺牲的冀中军区九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在前年井陉煤矿战斗中，八路军救出那两个日本小女孩时，袁心纯还是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是他特别嘱咐下属给小女孩找来了奶粉与罐头，还亲自用西瓜沾白糖喂小孩。当分区派人将小孩送往军区聂司令员处时，细心的袁心纯还用枝条编了个苍蝇拍放在美穗子坐的箩筐里用于赶苍蝇。

在1942年日寇发动的五一大扫荡中，袁心纯随分区十八团连日坚持内线作战，被敌跟踪追击至定县（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马阜才村，部队损失过半，袁心纯负重伤被俘。身负重伤的袁心纯被日军绑到敌据点后，大骂敌人五天五夜，绝食而死。死后，日军用马刀砍下了袁心纯的头示众，是当地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偷出他的头颅与尸体合葬。

沙飞在那几年的战争摄影中，日寇的各种罪恶——特别是柏崖惨案中的罪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为他后来枪击华北军区和平医院的日本籍医生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