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目录是《出三藏记集》

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目录是《出三藏记集》。

《出三藏记集》又名《出三藏记》，是中国齐梁时代著名佛教律学大师、佛教文史家僧佑（公元四445—518年）的主要著述之一。

“出”即译传出；“三藏”即佛教经、律、论三类典籍；“记集”即记录编集之意。

概而言之，《出三藏记集》是僧佑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汉地翻译、编撰、流传的各种佛教经籍的记录整理，包括集录佛典的名目部卷，审核译时、译地、撰人，考校译本的繁略同异、叙列阙失、甄别真伪等。

其文体与《汉书-艺文志》相似，属于佛教经录类，因此书为僧佑所撰制，故后世经录家又简称之为《佑录》。此书是现存最古，内容十分广泛丰富的一部综合性“经录”，在中国佛教学术史、目录文献学、思想文化史方面产生过深广的影响，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下分别就出书作者的生平事略、本书的内容结构、本书的地位与价值，以及本书的版本作一概述。

僧佑的生平事略

据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僧佑传〉记载，僧佑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今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父世移居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

僧佑幼年时随父母入南京建初寺礼拜，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踊跃乐道，不肯回家”，父母惜爱他的志趣，允许他留在寺内，奉僧范和尚为师。十四岁时，家人悄悄为他筹办婚事，他得知后，为避婚事，投奔到定林寺（位于南京钟山脚下）法达法师门下。

法达乃昙摩密多（罽宾僧人，来中国后名法秀，遍游中国）的弟子，戒德精严，为法栋梁，僧佑竭诚奉师学习，“执操坚明”，二十岁受了具足戒。受具足戒后，又从“精研律部、博涉经论”的法颖律师受业，研习当时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萨婆多部（小乘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僧佑对律学十分用功，“竭思钻求，无懈昏晓”，经二十余载的不懈努力，终于“大精律部，有迈先哲”，成为当时的律学名师。

在此后数十年中，僧佑的主要佛事活动是：

一、弘扬律学、传授戒法。由于僧佑对律学的精深造诣，因而得到齐梁两朝帝王的高度赏识和社会僧俗的广泛崇敬。齐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多次请僧佑开讲律学，听众常达七、八百人。

梁武帝萧衍对僧佑更是“深相礼遇”，凡难以断决的重大僧事，皆敕僧佑审决，僧佑晚年患有脚疾，梁武帝特许他“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

二、勤奋著述、编撰《法集》。僧佑在讲习律学、传授戒法之余，矻矻于“校阅群经”、“订正经译”，广搜佛教文论，编撰成《法集》（意为佛法文集），即慧皎在《高僧传》中所说的《经藏》。僧佑在《法集》总目录序中说：“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以讲席间时，僧事余日，广讯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竟晷，……仰禀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总其所集，凡有八部。”

这八部著述是：《出三藏记集》十卷（明南藏本作十五卷，北藏本作十七卷）、《释迦谱》十卷、《世界记》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卷、《十诵义记》十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

这八部著述，现只存《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及《弘明集》三部，其它五部均佚，但其序言和目录保存在《出三藏记集》里，从中可大致了解编撰的内容。

三、监造佛像、庄严精美。僧佑不仅对佛教律学有很高的成就，对佛教典籍的整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对佛教艺术也有很深的造诣。在《法苑集》中，僧佑搜集了许多有关佛教音乐、歌呗、梵舞、造像等方面的记载和文献，表现出他对佛教艺术的深厚兴趣和修养。特别是在造像艺术方面，僧佑表现出卓越的才能。《高僧传-僧佑传》记载：“佑为性巧思，能自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及剡县石佛等，并请佑经始，准画仪则。”

由于僧佑在律学、著述、佛教艺术方面的精深造诣和杰出成就，使其在朝野享有崇高声望，门庭极盛，有僧俗弟子一万一千余人。开善寺的智藏、法音寺的慧廓“皆崇其德素，请事师礼”。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尚书令袁昂，及公主贵嫔等“并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著名佛僧明彻、宝唱，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皆从僧佑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