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现代综合性人文学术刊物是创刊于1922年的《学衡》
《学衡》杂志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综合性人文学术刊物，涵盖了文化、文学、史学、哲学、伦理、教育、宗教以及政治等诸多领域。如同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对于中国现代科学研究的啓蒙一样，学衡社主办的《学衡》杂志是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先导刊物。
《学衡》一开始就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出现的。刚一出版，就遭到了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新文化派的攻击。但《学衡》最终瓦解的原因并非外界抨击的压力，而是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1月，以坚守传统文化阵地、批评新文化运动闻名，是一份兼有中西文化介绍和文化批评的学术性刊物。杂志由吴宓主编，中华书局出版，至1933年7月终刊，前后共出版79期。
《学衡》创办于中国文化大变革时期。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声势浩大，响应者甚众，胡适、陈独秀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主张摒弃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废除文言文，推广白话文。
但以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坚守传统文化阵地，捍卫文言文和古文学。1919年，胡先骕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批评“陈胡所言，固不无精到可采之处，然过于偏激，遂不免因噎废食之饥”，言“创造新文学，必以古文学为根基而发扬光大之，则前途未可限量，否则徒自苦耳”。然因声小势微，未能撼动新文化运动之一角。
1920年，胡适出版白话新诗集《尝试集》，随后胡先骕撰《评〈尝试集〉》，但“历投南北各日报及各文学杂志”，竟无一为之刊登。于是，胡先骕与梅光迪等人商量自办刊物。
1920年秋，时任东南大学教授的梅光迪等与中华书局约定，“拟由我等编撰杂志名曰《学衡》，月出一期，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次年5月，梅致信仍在美留学的吴宓，称“此杂志之总编辑，尤非宓归来担任不可”。梅与吴留美时同是白璧德的学生，关系甚洽。吴接信后，即致电辞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薪300元的教授之聘，毅然选择了薪金仅有160元的东南大学，与梅光迪、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筹办《学衡》。11月，《学衡》杂志第一期全稿选定，次年1月，《学衡》正式创刊出版。
《学衡杂志简章》阐明其办刊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杂志常设6个栏目：辩言、通论、述学、文苑、杂缀、书评，内容涵盖文学、哲学、史学、宗教、伦理、教育、时事等诸多领域，封面采用中英文标注题名及出版日期（英文题名为THE CRITICAL REVIEW）。创刊号插浅绿色图两幅，正面为孔子像，背面为苏格拉底像，中西结合，颇有深意。
围绕办刊宗旨，《学衡》发表了不少有关传统文化的著述以“昌明国粹”。如以大量篇幅连载了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和刘永济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有关道德、教育、文学创作、国学研究的文章也不少。刊物还发表了大量关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佛学研究方面的论文以“融化新知”。如翻译并连载《柏拉图之埃提论》、《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等；大量刊登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以及白璧德对中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著述；以插图的形式陆续刊登中外哲人、学者、宗教人物等体现中西文化的图像。从不同角度向读者介绍中西方的文化，开阔读者的视野，充分体现出《学衡》中西文化融合的主张。
《学衡》还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在创刊号里，梅光迪就以《评提倡新文化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进行攻击，言其“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非教育家，乃政客也”，措辞辛辣尖锐。刘伯明的《论学者之精神》对新文化派“于新知之来不加别择，贸然信之”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这表明《学衡》一开始就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出现的。正因为如此，《学衡》刚一出版，就遭到了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新文化派的攻击。1922年2月9日，鲁迅以笔名“风声”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著名杂文《估“学衡”》，对《学衡》杂志进行了全面否定。
但《学衡》最终瓦解的原因并非外界抨击的压力，而是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在《学衡》第一次筹备会上，发起人梅光迪就曾提出一个主张：不设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以免有争夺职位之事。而吴宓还是认为“为办事之便利，总编辑一职必须设置”。最后，大家推举他为“集稿员”。但杂志出版至第3期，吴宓就“自上尊号”，擅自在“简章”之末行加入“总编辑兼干事吴宓，撰述员人多不具录”的字样，引起梅光迪、胡先骕等社员的强烈不满。吴宓此举直接导致“学衡社”内部产生了裂痕。自此以后，大家对社里的事都不管不问，亦不干涉他的编辑职权。半年后，《学衡》杂志的原始社员中除少数人外，大都不过问社务或谈论杂志内容了。《学衡》的大事小事全由吴宓负责。所谓《学衡》杂志之事，也就变成了吴宓的个人事业。
在杂志内容的取舍、编辑方面，编辑部内部也早有罅隙。虽然胡先骕、邵祖平与吴宓都精于旧体诗的创作，然宗旨各异。胡先骕主持的“诗录”栏目中，专登江西派的作品，而且仅限于少数人，对于其他来稿皆不录取。吴宓对此十分愤慨，从第3期起改胡先骕主编的“诗录”为“诗录一”，另增加栏目“诗录二”，刊入柳诒徵、陈伯澜以及吴宓自己的诗作。杂志一出版，就引来各方指责。胡先骕认为他这样做，暴露出《学衡》杂志社的“内部分裂”，可能“为敌所乘”云云；梅光迪则讥讽他不该这么快就将自己的诗作登出，所谓“迹近自炫”。随着矛盾的加深，自第13期起，梅光迪未再给《学衡》投一字之稿。
1923年11月24日，刘伯明因患脑膜炎逝世，给《学衡》带来沉重打击。身为东南大学副校长的刘伯明给《学衡》杂志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存在与发展空间，他的故去使《学衡》杂志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加上1924年，东南大学校务发生变化，裁并了西洋文学系，吴宓、景昌极、缪凤林三人离开，去了东北大学，胡先骕、梅光迪赴美，成立不足三年的《学衡》杂志社几近解散。
经济的窘迫亦加速了《学衡》瓦解的进程。由于《学衡》坚持用文言文出版，内容又多为中国学研究且旧体诗较多，导致读者群受限，销量不大。1924年夏，中华书局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提出让《学衡》杂志“代销代售”，否则将不再出版。吴宓和柳诒徵赶赴上海，与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疏通谈判。吴宓“痛陈《学衡》已具之声名、实在之价值，及将来前途之远大”。陆费逵这才“意颇活动，谓与局中人细商后再缓复，并允第37期、38期必续出云”。
1925年，吴宓由东北大学抵清华大学，清华的一些师生也加入了《学衡》的作者群，但杂志仍是举步维艰。1926年11月16日，吴宓突然“接中华书局来函，言《学衡》60期以后不续办”。吴“不胜惊骇”，旋即去信询问。中华书局答复说：“《学衡》五年来销数平均只数百份，赔累不堪，故而停办。”经多方交涉，中华书局最终同意继续出版《学衡》，但改为每年6期，并且杂志每期须向中华书局交纳津贴100元。
此次风波导致《学衡》停刊一年，1928年才得以重新出版。
1928年复刊后，《学衡》以双月刊出版至1929年11月，共刊出12期。
1930年，由于吴宓欧游，又停刊一年。至这一时期《学衡》杂志常有一些标明的日期与实际出版时间不相符的情况。如第60期标明为1926年12月出版，实际却是1927年下半年才印出；第71期版权页上写明为1929年9月出版，但刊中却登着英国小说家洛克1930年5月15日逝世的内容等。
1931年以后，出版时断时续，至1933年7月勉强印行后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