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严重通货膨胀CPI指数达到100倍

秦末汉初，连年战争，社会动荡，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记载了这一次惊人的通货膨胀：“物踊腾粜，米至石（读音“旦”）万钱，马一匹则百金”。《货殖列传》也说到楚汉相争时，“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米：粟米。石：量词，折合约30斤。钱、金：当时货币，10钱为一两（24铢），1金为万钱。

据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载，汉宣帝时一年的国家财政收入为四十万万钱，那么汉初一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必然不到四十万万钱。即使以四十万万钱计，按当时物价，全国一年的财力仅可购买四千匹马或四十万石粟米。《平准书》也说“岁不过数十万石”。换句话说，当时一年的粮食供给只有四十万石（约1200万斤），而当时中国人口有大约2000万人，人均年供应不足一斤。粮食的极度匮乏，自然米如金价。

这样的情景在后来的改朝换代时常常重现。当时没有使用CPI来衡量通货膨胀的程度，但我们可以大致测算一下，看史上最早的通货膨胀有多严重。

整个汉朝，文景之治时百姓幸福指数最高，《律书》记载“粟至十余钱”。粮食价格与汉初相差百倍。CPI高达10000%。《孝文本纪》：“百金，中民十家之产”。这已是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之后的普通百姓生活，一户人家（按五口人计）的财产约值10万钱。汉初的百姓家庭财产不可能超过3万钱，也就是倾家荡产可以买来三石（90斤）粟米，仅够全家人一个月的口粮。

可以看出，这一次通货膨胀极为严重，粮食短缺造成大饥荒。《平准书》说刘邦作为皇帝都坐不起四匹马拉的车，文臣武将只能坐牛车。《汉书-食货志》佐证当时“人相食，死者过半”。

汉初的建国者面临这么严峻的经济形势，他们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很快稳定了物价，保障了供应，经济发展实现了又好又快的目标。其中重要的措施有：

其一，以农为本，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由于这次通胀是由供给短缺造成的，刘邦等几代皇帝都坚持把农业作为安国之本。通过分封诸侯，迅速建立起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一批军功将士转眼变成大小地主。这些人到各自封地后很快将逃亡、流亡的农民召回到土地上，生产得以恢复。而且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这些人大力劝耕，对农业或多或少作了些研究，推动了农业文明的发展。比如汉文帝亲自耕种，比如20岁的朱虚侯刘章熟知“深耕溉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的“耕田歌”。这些都有利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有利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

其二，币制改革，整顿经济秩序，保证CPI逐步回落。我国货币发展至秦代已经很成熟。刘邦时用荚钱（形如榆荚的小钱）。直到汉武帝铸造五铢钱，货币才最终稳定下来。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载体，汉初几位皇帝不断改革货币，实质上是在不自觉地使货币适应当时经济发展。发行新币是解决通胀的终极手段。汉初货币的不断改变，说明当时人们对货币的认识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比如私人可以铸钱（发行货币）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汉朝推翻秦朝后，在币材上有尝试用银锡合金造币，称为“白金”。甚至于用白鹿皮为币，称为“皮币”。虽然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每次失败都积累了可贵的经验，总结出了“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这样直观的经济学思想，认识到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到汉武帝时就严禁私人铸币，五铢钱也一直通行到三国时期。

其三，轻税赋、与民休息，分税制、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秦朝严刑峻法、竭尽民力而至灭亡的教训被刘邦及其子孙们谨记。刘邦入关第一件事就是废除秦朝繁杂的刑律，仅约法三章。税收只取十五分之一，文景时降为三十分之一，文帝有十几年全免天下税收。因此可以说汉朝前期应该是我国历史上税赋最轻的时期。对于分封的诸侯，其俸禄中央财政不管，中央只给政策不发钱粮，由辖地人民按中央政府规定的税率上交税收。

其四，抑商政策。就是劫富济贫，调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治上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官，经济上不得拥有私有土地，生活上不得衣丝乘车，税收上加倍征收人头税（算赋）。文帝时又实行“入粟拜爵”政策，即明码实价买卖爵位，国家得财富，商人得地位。大庶长（十八级爵位）卖到一万二千石粮食。汉武帝更是实行算缗和告缗，即财产税，每二千钱纳税一百二十钱，凡偷漏逃税的没收其全部财产。还鼓励人民对商人告发。

经过几任皇帝的不懈努力，秦末汉初的通货膨胀危机终于被有效地化解，粮食供给问题得到解决，经济持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司马迁正好生活在那个时代，得以亲身经历这一次通胀，因而他赞美地记到：“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这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化解后，汉朝积聚了雄厚的国力，使得汉武帝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匈奴等边患问题，大汉天威直达东南亚、西亚、中亚和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