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发明中国汉字西洋拼音的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
最早发明汉字拼音的人是法国的传教士金尼阁。金尼阁于利玛窦去世后的1610年来华。他在山西结识了精于小学教育的韩云，两人经过半年的研究，将成果整理出初稿。
在泾阳，金尼阁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王征，二人在利玛窦等传教士学习汉字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的基础上，修订编制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汉字拼音字字汇》一书，时为1626年，人称“利、金方案”。
周恩来1958年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报告会上讲：“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已经历了350多年的历史。160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的办法著了一部《西儒耳目资》，尽管此书尚不完善，但它准确地记录了明末的汉语读音，展示了现代辞书的雏形，成为汉字改革的先驱。”
金尼阁，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年3月3日生于今法国的杜埃城，当时为比利时领土，故金尼阁自称比利时人，而陈垣等人亦称其为“比利时人”。 1594年11月9日入耶稣会。1607年往远东传教，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即利马窦卒年）秋抵澳门，翌年春诣金陵。随郭居静、高一志二神父学习华语（另一说从郭居静及王丰肃）。郭居静神父到杭州开教，他亦同行。后往北京报告南方的教务，深得龙华民的赏识。1613年去罗马向教皇保罗五世“奏陈教务，并请准翻译经典，司铎用华言行圣祭，诵日课，教宗一一允准”，但因客观情况未实行。但他是“第一个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
金尼阁“集利马窦笔记为蜡顶文中国开教史”即《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1月14日出版（一说1615年2月出版）。此书全部叙述是为欧洲人撰写的。金尼阁刊行《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题献教皇，道“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是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之第一部书，亦可说是第一部称得起“汉学”的著作，当时颇具声誉。是书原为利马窦神甫的意大利文纪录，经金尼阁译为拉丁文，并增加了两章，叙述马窦之病故及殡葬的事。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 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金尼阁回欧洲后，演讲招募去中国传教之人，众人被其极富魅力的鼓动所吸引，争先恐后，以致于当地教会不得不出面婉言劝阻。金尼阁在吸引和选择人才方面，可谓功不可没。同时为在中国的教会图书馆募集图书，带来教皇所赐之西书七千多部（《远西奇器图说》原作便是金尼阁带来的七千部书中之一）。
1619年，金尼阁再次抵达澳门。1621年春金尼阁“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视察教务。翌年赴杭州被难；一六二三年，往河南开封开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陕西。1626年在王徵的协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资》三卷。《西儒耳目资》的目的，据他自述，“在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
《西儒耳目资》作于1625年， 1626年在杭州出版，自称沿袭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切一切汉字的读音。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于是汉字读音就显得极其简单，极其有条理，不但把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开了一条所谓‘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国好些音韵学家对于这种简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热忱”。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
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方密之（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书中再三称引《西儒耳目资》，如说“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汉字拼音化主张的萌芽）。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
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从此就在杭州专心传教和著述。“华人曾言言词理文笔之优，欧罗巴诸司铎中殆无能及者。其远非常人所能及之记忆力，其好学不倦，虽疾病而不辍，其时常从事之译业，或译拉丁文为汉文，或译汉文为拉丁文，使之谙练语言文字，故言谈写作均佳，无论文言或俚语也”。他大部分的著作为拉丁文，写成中文的即在陕西的《西儒耳目资》一书。
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还带来大量外文书籍。这不仅因为他个人热爱书籍，遵循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之路，而且因为金尼阁在返回西欧前接受了在华传教会让其在欧洲广泛募集图书，从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会图书馆的任务。他这次前来，不只带来了这些西学人才，让后人感兴趣，他还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籍。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为了募集新书和仪器，金尼阁漫游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终于收集了精装图书7000余部。金氏本人估计所收书籍和仪器在离欧时价值1万金币。
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不幸的是，1629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葬于城外大方井耶稣会司铎公墓，即今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桃源岭村），“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后来，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