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大量翻译佛教经论的佛学家是西晋的竺法护
古代亚细亚有两大文化圈，这就是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这两个文化圈地理上同属亚洲内陆，陆地相连，但由于被西藏高原和西马拉雅山脉隔绝，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圈。
气候、风土、自然条件自不必说，就连人种、语言、风俗习惯、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也非常显著。
远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印度创造了古恒河文明，而中国是仰韶，龙山文化时代，公元前1500年印度进入昌盛的布达文明时代，中国则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着殷周文明。
印度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活跃的公元前五、四世纪，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老子为首的众多思想家相互交流，出现一片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这两种相互隔绝的文化开始交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二世纪末，中亚细亚横断的东、西通路开辟的时代。西汉武帝（公元前141—前71年在位）为抵抗匈奴的入侵，派遣张骞赴大月氏国，张骞在途中被匈奴捕获，幽禁十多年后逃离匈奴，经大月氏国、康居回国，这是公元前126年的事情。
汉武帝从张骞的报告中得知西域情况，任命卫青、霍去病为追讨大将军讨伐匈奴。
讨伐大将军在河西走廊至西域的要道上不断设立军事、政治据点，最后终于开辟了西自罗马帝国，东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东西交通及通商贸易由此开通扩大。
从西北印度传播到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佛教，随着丝绸之路上的交易商队，逐渐传入中国。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而是佛教自身具有超越民族和阶级界限传播的潜在力量。
佛教除了从西北印度经中亚细亚向中国传播外，还迂回到马来半岛经南海地区、扶南（越南南部、柬埔寨）、南越（越南北部）传播到中国南部。
另一方面，不仅是外国僧人前来中国传播佛教，中国的僧人如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等为寻求佛教经典的原本，或为巡礼释迦牟尼的圣地，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远游印度。通过这种文化交流的长期结果，佛教才逐渐传播到不同文化圈的中国。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路径，有海路和陆路两条。海路是从印度或赛仑岛乘船，经马来半岛、斯马托罗岛，渡印度支那半岛南的海域，再渡南海抵达广州。
梁代（502—557）印度出身的大翻译家真谛三藏（499—569）就是走南海路线到广州，又沿陆路北上，到达梁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的，比玄奘早二百年前往印度取经的著名僧人法显（339?—420?），归途也是从赛仑岛起身经海路回国的。
仰慕法显、玄奘的业绩，从中国经南海路线前往印度的僧人有唐代的义净（635—713）。义净将他的旅行经历写成游记《大唐南海寄归内法传》。通过南海路线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有很多。此外，朝鲜半岛和南海的交流是从五世纪初开始的。从史籍上能看到一些印度僧人前往百济、新罗经南海到印度巡礼的事例。
陆路最有代表性的通道是西域南路和西域北路。南路是指由塔里木盆地西端的喀什南下，经莎车、和田、楼兰，越白龙堆险路，过阳关到达敦煌。北路是指由喀什东进塔里木盆地北边的绿洲，经龟兹（今库车）、焉耆、吐鲁番到达敦煌。
西域北路通过天山山脉南侧，所以也叫天山南路。与此相对，通过天山山脉北侧的通道叫天山北路。除南北两路以外，还有其他的通道，比如东晋法显西行印度时走的线路是由敦煌经米兰到焉耆，不走龟兹，而从焉耆南下塔克拉玛干沙漠，出西域南路的和田后，经雅尔卡达到达西北印度的。
这条路南北纵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一条非常险恶的路线。法显在他的旅行记中有如下记述: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天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不知拟所。唯以死人骨为标识。
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世界上也是有名的大沙漠，夏天炎热如烧，冬天酷寒难忍。它的西南部分是覆盖着冰川和冰雪的帕米尔高原的高山地带，是一条最为险恶的通路。就是在这样的西域陆路上，印度僧人从西至东，中国的求法僧从东至西，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此。
沿天山山脉和昆仑山山脉的塔里木盆地周围，散布着点点绿洲。这些绿洲曾是古代大大小小的都市国家的所在。佛教在这些王国被信奉而安家落户后，逐渐由西向东传入中国内地。这条丝绸之路同时也是一条佛陀之路。
曾经佛教繁荣过的都市国家，首先是楼兰王国，它位于西域南路的东端，这个国家是在公元前130年至公元前120年前后出现，公元前77年消失的，是一个仅存在了几十年的宛如幻影的王国。
以后，在此建鄯善国，关于鄯善国，《汉书》西域传中有如下记述：
鄯善国，原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
二世纪末到三世纪初，印度库舍王朝的移民迁徙到这里，传来印度文化和语言。
这是一个大国，东西长达900余公里。其点点绿洲上，遗留着佛塔的遗迹。米拉就有十四座大寺院的遗址。在这些寺院留存的壁画中，可以看到著名的有翅天使像和具有希腊、罗马风格的男女像。由此可知，这个地区已越过犍陀罗和西方有着文化交流，法显西行求法，途经鄯善时，写道:“此国王奉佛法，僧侣凡四千余。”
西域南路还有一个于阗国，离西北印度最近，犍陀罗的佛教首先传入这个国家，传说阿育王的长子库那拉王子被继母剜去两眼后就是逃到于阗国的和田的。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12中记载：公元前一世纪，有僧自卡修米尔来，向于阗国王传播佛教并建伽蓝。
于阗国内，大乘佛教盛行，五世纪初前往于阗的法显对此有如下描述:“此国丰盛，人民繁荣，皆奉佛法，以法乐相娱，僧侣数万人，学大乘者多”。
以后，于阗国被他民族侵入，一时国势衰微，七、八世纪时再度繁荣。关于它的情况，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有详细的记述。
西域北路的佛教文化：西域北路上，有石窟艺术传来，主要在疏勒国、龟兹国、高昌国等地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12中记载:“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修小乘说一切有部。”由此可见，小乘佛教曾一时盛行。这一地区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西边，最早被伊斯兰同化，佛教遗迹遭到严重破坏，现仅存三仙洞和凡诺伊的佛塔。
龟兹国大致位于西域北路的中央，国都库车是北路最大的绿洲城市，也是交通、军事、经济上的要冲。佛教在龟兹国盛极一时，这可从残留在各地的佛教遗迹得知。特别是库车周围的克孜尔，有西域最大的石窟寺院。
此外、库木吐喇、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石窟寺院也很著名。对中国初期佛教产生巨大影响的大翻译家鸠摩罗什就出生于龟兹国。据玄奘记载，七世纪的库车有寺院百余处、僧徒五千余人，学大乘和小乘。
现在，地上寺院已不存在，但从残存在个别石窟寺院的壁画中，还可以看到伊朗系及其他西方民族的文化和中原汉民族文化在此地与固有的龟兹文化交融的痕迹。
吐鲁番是古时的高昌国，公元382年佛教传来。在西域诸国中，高昌国距中国最近。其佛教受汉民族文化影响最强，形成一种西域、印度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独特文化。
佛教最为繁荣的时期是鞠氏高昌国时代（499—640），约有140年。十世纪以后，维吾尔族人侵入这一地区，带来伊斯兰教，直到现在都延续着伊斯兰文化。吐鲁番地区到十七世纪仅有极为少数的佛教残存。
高昌故城，是七世纪玄奘西行印度途中曾经停留过的鞠氏高昌国的王都，由于国王鞠文泰盛情挽留，玄奘在此留住一月之久。鞠氏灭后又成为维吾尔高昌国的王都，是丝绸之路上最大规模的遗迹。
城内有约一万平方米的大寺院遗址，其中心部分是印度式的佛塔。此外还有排列着佛龛的方形佛塔，佛龛内有坐佛。
交河故城是汉代至元代的遗址，八世纪时曾是唐王朝经营西域的据点，安西都护府就设置于此。城内有若干佛教寺院遗迹，西北部的寺院遗址中，有一座高达10米的佛塔，周围是许多小塔。中心佛塔内有残存着佛像的佛龛。
吐鲁番还有胜金口千佛洞、雅尔湖千佛洞等唐至元代的石窟寺院，但最著名的佛教遗址是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通往阳关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道关门。敦煌西南70公里处是阳关。因为地处玉门关的南边，故称之为阳关。玉门关和阳关是西域交通的两大关门。从西域北路来的旅行者通过玉门关进入敦煌，从西域南路来的旅行者通过阳关进入敦煌。现在的阳关已经看不到古时城塞的雄姿，只留下一处烽火台静静地卧在沙丘上。周围是一望千里的大沙漠。
说到阳光，人们往往想起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脍炙人口的诗：
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阳关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据点，是古代中国最西北边境的要塞。
就是在这样的戈壁沙漠中，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历尽千辛万难，长途跋涉来到中国。他们都抱着强烈的意志要把佛教传播到中国。
《续高僧传》卷二的达摩笈多传中有如下的记述：
闻支那大国三宝兴盛，同侣一心，属意北来。非唯观其风化，愿在利物弘经。
由此可知，印度的僧人前来中国的目的，绝非观察中国的民族风俗文化，而是志在向中国民众传播佛教，弘扬经典。达摩笈多（?—619），南印度人，曾到北印度、西域。
隋开皇十年（590）来长安住大兴善寺。后在隋炀帝的译经场从事翻译，译出《摄大乘论》、《金刚般若论》等七部三十三卷经典。
当时在大兴善寺译经场的还有一位僧人叫阇那崛多，他是北印度犍陀罗人，为弘法不畏艰险从鄯善来到长安，住草堂寺。后遇北周武帝灭佛逃往突厥，隋代时同逃到突厥的北齐僧共同搜集梵本经典，再度进长安，在大兴善寺从事译经活动。
佛教初传的史话洛阳市东郊的白马寺，传说是中国最初建立的佛教寺院。
白马寺门前，有两尊石雕白马就是根据佛教初传的史话雕造的。
白马寺客殿的庭院一角有一座竺法兰墓。传说竺法兰和摄摩腾在东汉明帝时一起前来中国，是最初来华译经的天竺僧人。
墓直径5米，土堆圆型，周围树木环抱。摄摩腾墓在庭院的另外一角。
其实，这两座墓是明代建起的。白马寺佛教初传与史实并不相符。佛教是何时由西域传来中国的？这已经无法考证。有一种传说，说东汉明帝（57—75在位）梦遇金人，派使者往大月氏国求佛。
梁代的慧皎著的《高僧传》中写道，明帝的使者到天竺时，遇到僧人摄摩腾，邀请他来洛阳，译《四十二章经》，并将经书存放在兰台（宫中藏书的场所）石室之中。
摄摩腾住在洛阳城门外为他建的白马寺中。因他以白马载佛教经典前来中国，故命名为白马寺。
据说，这时竺法兰也从天竺来到白马寺。这一汉明帝“感梦求法说”，其实是编造的传说，并不是历史事实。摄摩腾、竺法兰也是两名捏造的人物，他们译的《四十二章经》不是翻译梵本的经典而是六朝时代的一部伪经。
佛教初传的记载
那么，佛教初传中国是在什么时期？文献上是如何记载的呢？关于佛教传来最初的记载于《魏书》西戎传中可以看到：
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由此可知，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向秦景宪口授佛经。说明西汉明哀帝（公元前6年—公元后1年在位）时，已有佛教传至大月氏国的国王中。
时有一位叫迦腻色迦的国王，他笃信佛法，致力弘法，使大月氏国作为一大佛教王国繁荣一时。当时，大月氏国有许多僧人如支楼迦谶等人前来中国从事翻译，传播大乘经典。
关于这一时期佛教的传来，《魏书-释老志》中载曰:“中土闻此未至信。”实际上，口授佛教的内容，究竟让多少人信奉，已经不可知。
佛教传来中国，最初信奉佛教的是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英。据说他把外来的佛陀和黄帝、老子放在一起祭祀。楚王英的封地在彭城，由此我们可知，在东汉末期，离中原很远的淮河流域已经有佛教渗透。
那么，楚王英信奉的佛教是什么?《后汉书》卷四十二的楚王英传记中记载，楚王英并列黄帝、老子、佛陀，共同祭祀。中国把黄帝和老子看作是不死的神仙，把佛也作为一位神仙来祭祀，彼此间没有差别。也就是说，把外来的佛教和中国固有的民间信仰同等相待，融合地接受。
这种把佛陀和不老长寿、招福的神仙融合为一体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民众还是把佛教作为现世利益的宗教来接受的。这也充分表明了求福、追求现世利益的中国佛教的基本理念。
从史书上可以知道，中国的皇帝最初信奉佛教的是东汉桓帝（147—167在位）。据《后汉书》记载，桓帝也把佛陀与黄帝放在一起祭祀。
桓帝所感兴趣的并不是佛教本身的教义，而是认为佛教与祈求不老长生的黄帝信仰相同。为传播佛教前来中国的西域沙门，也作为有神术的修行者受到尊敬。佛教是以追求现世功利为目的信仰形式，被东汉社会所容纳。
1980年代初期，在东南沿海的连云港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早期佛教造像。造像在连云港海州锦屏山东北的孔望山。这座山东西长约700米，高129米，相传当年孔子登临以望东海，因之得名。造像位于山的西端，依山势而凿刻，岩面上有105尊人物图像。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佛教造像之一。
石刻像中有释迦涅槃图、佛像、力士像、动物像、莲花等佛教题材的造像。关于孔望山佛像的造像年代，中国的学者认为是在东汉时期（25—220），而我个人认为应是在三国（220—280）至东晋初期的这段时间，造像中有一些模糊的涅槃图和舍身饲虎图。
从这些佛教题材在中国的翻译年代看，东汉造像说是行不通的。当然，孔望山的石刻像绝不是同时造成的。它是在长期的岁月中逐渐而成的，里边有东汉时期的早期造像和这以后的后期造像。
孔望山的石刻像中有许多道教和黄老的神像。佛像是如何区分的呢？造像中有肉髻的、有光背的、有结跏趺坐的、坐莲花的，这些像都是佛像。
峨眉山麓、广阔的峨眉平原上有一座叫乐山的城，古时叫嘉州。
天下山水在蜀地，蜀地山水在嘉州，嘉州山水在凌云。
凌云山的山水是天下名胜，凌云山麓有岷江、表衣江、大渡河三条大河汇流。岷江江畔，有一尊乐山大佛，背靠凌云山端坐。这尊大佛高达71米，脚下有28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
乐山大佛背后是麻浩崖墓。这座墓是东汉时期建造的。经发掘后已开辟为博物馆。在山的断崖处掘开的墓道入口处，有一尊雕刻而成的佛像。这尊佛像高37厘米，结肉髻，有圆形头光，肩披袈裟，结跏趺坐。墓道门柱上有“阳嘉三年”（134）的石刻。
除麻浩崖刻以外，四川省成都以北的彭山汉墓中也有四世纪雕造的佛像。
河北省石家庄也从汉墓中出土过坐四脚台座的镀金佛像。这座墓被推定为东汉末至魏晋时期（3—4世纪）建造的。
据文献介绍，中国最早的佛像是东汉末期的丹阳（今河南南阳西峡县丹水镇以南）人笮（读音“昨”）融（?—195）所建造。
但现存最早的佛像应该是四川的麻浩崖墓雕像。印度出土过一世纪时期的佛像。犍陀罗地区就有佛像分布。
中国的佛像建造年代与北印度佛像成立的年代相隔不长。四川省的佛像也是模仿从北印度通过中亚丝绸之路带到中国的佛像雕刻而成的。特别是四川省，由于丝绸之路的要冲河西走廊与西域南路的往来，佛教文化很早就传入四川省。其结果，出现了麻浩崖墓的佛教造像。
从最近中国各地出土的佛教文物来考察最早建造佛像的地域，知道是从江苏省北部到四川省的地域。传统的观点是，最早的佛教是从西北印度经由中亚、西域传来长安和洛阳的，果真是这样的吗？如前述的海路途径，佛教不只是经由西域，而且还从南方经海路传来。经印度支那半岛到达广州，或乘船到达山东半岛。孔望山造像、石家庄汉墓佛像，也许是受到经由南海传来的佛教文化影响。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看法：佛教是从印度经由缅甸、云南传入四川的，云南大理古城通往南北的古道，北至四川省成都，南往缅甸。这条古道被称作南丝绸之路，通往北印度，比起条件险恶的西域沙漠和帕米尔高原的冰雪地带，显得更容易通过。这条古道不仅是译经僧，而且还是运送佛教文物的主要通道。
佛经传来——竺法护
东汉时期，就有安息国的安世高和大月氏国的支娄迦谶等译经僧前来中原翻译经典。但最初大量翻译经典的是西晋的竺法护（233—310）。
竺法护是月氏人，月氏人代代居住在敦煌郡。竺法护也是出生在敦煌。他精通中文，八岁出家，跟随外国僧竺高座学习佛教，当时许多大乘经典还未传到中国。竺法护巡历西域各国，学习了三十多个国家的语言，携带大量的胡语原典回到中国。他先后在敦煌、酒泉、长安、洛阳等地停留，翻译了许多经典。据传，竺法护翻译的经典达150部300余卷。
他翻译的经典中，有许多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其中的《正法华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这部经典的传来，奠定了弘扬观音信仰的基础。此外《维摩诘经》的传来，也如当时的竹林七贤所看到的，受到当时流行清淡风潮的欢迎，为贵族社会所容纳。
竺法护在酒泉、天水、长安、洛阳等地都停留过，但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最长，被称为敦煌菩萨，为人们所尊敬。
他在敦煌停留期间，还没有营造莫高窟（千佛洞），但鸣沙山月牙泉一定是存在的。鸣沙山是一座东西40公里，南北20公里，高达几十米的沙山，当风吹来，沙粒流动，发出声音，故名鸣沙山。
鸣沙山的北麓是月牙泉，这泓泉水宛如一片月牙在沙漠中从未枯竭，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被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一定游历过这片泉水吧。竺法护曾在天水从事佛经的翻译，天水有著名的麦积山和仙人崖。
仙人崖距离天水市东南40公里，因传说有神仙出没故得此名。这里群峰屹立，天然洞窟散布在东西3公里长的深山幽谷之中。其中有的洞窟长达90余米，宽10米之多。这个洞窟中有莲花寺、玉皇阁等寺院。洞窟周围溪流林泉形成一片佳境。
竺法护在天水寺翻译了《普曜经》。这是公元308年的事情。
竺法护临终时期，八王动乱，战乱不绝。在天水为躲避战乱，他再次为避难移至河南省渑池。公元310年，他70岁时得病去世。竺法护是鸠摩罗什以前活跃在译经舞台上的第一人。
大宣教者——弘图澄
西域来到中原的僧人中，最为称道的是佛图澄（234—348）。他出身于龟兹国，79岁时来到中国，直到117岁，在佛坛上活跃了近40年。当时的龟兹国离洛阳4200余公里。
王都库车是丝绸之路的天山南路最大的绿洲。新疆拜城县的木扎特河河谷北岸的悬崖上，有克孜尔石窟。克孜尔，维吾尔族语是红色的地方。这处石窟是在红色的岩壁中开凿出来的。
克孜尔千佛洞是天山山脉南麓规模最大的石窟，内有236窟之多。东汉末期至唐代营造，是敦煌以西最大的石窟。由于吐蕃侵入遭到破坏。佛像是印度犍陀罗样式，还未中国化。壁画题材丰富，有释迦的本生说法，因缘故事，释迦说法图和伎乐图等，面积达5000平方米之多。
库车郊外，有苏巴什佛寺旧址。这座寺大约建造于东汉时期，玄奘造访时是它的最盛时期，寺内有塔如林，僧侣云集。佛图澄就出身于佛教如此兴盛的龟兹国。
佛图澄姓帛，年青时擅长幻术。《晋书》艺术传记载，他通咒术，使鬼神，有超人能力。西晋永嘉四年（310），他经敦煌来到洛阳。
其时已经79岁，由于佛图澄懂咒术、能预言，颇受后赵王石勒的敬重，被称为大和上。
佛图澄有很大的教化力，他有万余门人，建立寺院893座，使华北地区的佛教大为昌盛。他还教授佛教戒律，弘扬佛教。弟子安令首尼还建立了称作建贤寺的尼寺。后赵王石虎受到佛图澄的感化，出敕令允许汉人出家，中国最早正式地出现了僧尼。
佛图澄没有著述，也没有译经活动。他的门下有道安、僧肇，是后来佛教舞台上的活跃人物。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佛教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语学人才——鸠摩罗什
经典的翻译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是鸠摩罗什。其生没年不详，大致推定是东晋的344—411年，或者是350—409年。
罗什出身在龟兹国，父亲是印度人，叫鸠摩罗炎，母亲是龟兹国王的妹妹。他7岁出家学经，日诵千偈。9岁时与出家的母亲一起翻越帕米尔高原，至西北印度的罽（读音“季”）宾国。在这里学习佛学、医学和印度语，12岁时再度返回龟兹。
这次旅途中，他在大月氏国的北山遇到一位罗汉。这个罗汉见到罗什时曾有以下的预言：
此沙弥若至35岁未破戒，必兴大佛法，拯救无数众人。若破戒则只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师。
如罗汉所预言，罗什与龟兹王的公主密通。
罗什学习了许多西域的语言，对佛学也很精通，作为年青的大乘学者，其名声远扬西域及印度、中国。语言学方面也是天才，晚年他作为大翻译者活跃的基础，就是在年青时打下的。
建元二十年（384），前秦王苻坚派遣大将军吕光攻下了龟兹城。遵照苻坚的命令，吕光将罗什带回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前秦灭后，苻坚被杀，吕光留在凉州建立了后凉国。这以后，罗什在凉州被幽禁了17年之久。
当时的凉州是东西交通的要道，有许多僧人往来其间，其中有许多来自印度的僧人。这期间在凉州停留的罗什，又学习了大量汉语。
在长安的后秦国王姚兴，知道罗什被幽禁在凉州。罗什早在龟兹时，姚兴已经闻说，他想把罗什迎到长安。讨伐了后凉后，姚兴终于达到了这一目的。弘始三年（401）12月20日，后秦国以国师礼遇把罗什迎到长安。
罗什从龟兹经过敦煌，在凉州停留近20年后又来到长安，这一路上遍布罗什的足迹。其中之一是敦煌郊外的白马塔。罗什乘坐的白马死在这里，为供养死去的白马建立了这座塔，现在的武威市还保存着一座罗什塔。
罗什的译经活动
公元401年12月20日，来到长安的罗什，在逍遥园开始从事经典的翻译。逍遥园位于终南山山麓，也就是现在的草堂寺。《晋书》艺术传的罗什传中有以下的记述:
于草堂寺讲经。姚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余人，肃容观听。
罗什翻译的经典，有《法华经》、《阿弥陀经》、《维摩经》等大乘佛教的经典，有《中论》等教示空的经典，此外还有《大智度论》百卷以及《十二门论》、《百论》、《成实论》等论著和《马鸣传》、《龙树传》等传记类著作。还留下了姚兴编写的《实相论》著书。罗什最为倾注心血的是般若系的大乘经典和中观论著中的翻译活动。
实际上，在罗什以前也有许多经论被翻译，但由于翻译者汉语水平的限制，经论的意思不完整。罗什的译作流畅易懂，给中国佛教界带来生机。
由罗什翻译的《法华经》产生了天台宗，由《阿弥陀经》出现了净土宗，由《中论》出现了三论宗。佛教宗派相继产生。罗什从事翻译经典达10余年，但他是一位破戒的宗教家。他娶龟兹王公主为妻，姚兴又将十名伎女送与罗什，还供给豪华的宫邸，罗什在晚年时说:
譬如污泥中生莲花，只采莲花而勿采臭泥。
破了戒的罗什把自己比喻成臭泥，把翻译的经典比作莲花，自己的身体虽然像泥一样不净，但就像泥中开放出美丽的莲花一样，自己将许多经典留给了后世。
罗什的没年已不可考证，大约是在409年至413年。现在，西安郊外的草堂寺有罗什的陵墓。这座墓是唐代建造的，墓塔高233米，八角十三层。墓塔使用了八色玉石，故称为八宝玉石塔。正面雕刻着:“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
与罗什有关的塔，在甘肃省武威县城内也有一座。这座罗什塔高32米，八角十二层，唐代建造。1943年修复，塔内有罗什的舍利，罗什幽禁在凉州时期，曾在这里居住。
如前所述，有许多印度僧人、中亚僧人不辞劳苦来到中国。时代往后推移到隋代，有一位从印度前来中国的阇那崛多（523—600）在他的传记中，有以下记述:
虽经艰危，心愈猛励，跋涉3载，10人之中，过半亡没，余者4人，仅存至此。初至长安，止草堂寺。
由此可知，从西域到长安的旅途中，10人有6人在途中死亡，从鄯善到长安用了3年岁月。为传播佛法的西来僧人，他们的旅程充满了艰难困苦。
作者：镰田茂雄 （日本东京大学 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