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第一家唱片生产企业是法商东方百代公司

本土化时代
然而,正值百代公司前程似锦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爆发。法国百代公司被迫将主要生产活动转移至比利时进行。对于成片完全依赖法国总公司的东方百代而言,情况极为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百代公司于1915年初决定在上海购地建厂,待建成后即可自行成片而无须再仰仗法国。厂址选在徐家汇谨记桥徐家汇路1434号(今肇嘉浜路874号、徐家汇公园所在地),随即开始动工。法商东方百代公司遂成为中国唱片史上第一家唱片生产企业

历经两年有余,工厂终于在1917年内建成,不久正式投产,生产钻针粗纹唱片,片纹由外向内,片心处开始印有鲜明的红色“雄鸡”商标。这就是俗称的百代“红片”,著名的百代“雄鸡”从此享誉中国。

唱片生产的完全本土化使百代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唱片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加盟的名角越来越多,发布新片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每年都有新片推出。如1921年12月初发布的新片中包括露兰春《哭祖庙》、《宏碧缘》,1922年10月1日“即日发行”的新片除了高庆奎《珠帘寨》(头二段)、《戏迷传》(头二段),孟鸿茂《烟鬼叹》(反二簧、头二段),白牡丹《贵妃醉酒》(头二段)、《玉堂春》(头二段)之外,尚包括两张“扬州新时调”及三张“西国军乐、国歌”。同年12月1日,百代公司别出心裁地发行了4张咏诵佛经经文的唱片,这在公司历史上尚属首次。1924年6月1日,百代宣布“又出名伶新唱片”,这次的主角是程砚秋、谭富英、郭仲衡和小杨月楼。

20年代中叶起,百代唱片的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元素,这在1927年12月15日的“唱片露布”中得到了体现。这期包括“最新出品”的“名伶、明星”唱片,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在百代唱片中首次登场的“明星”唱片,分别为杨耐梅的“特别时曲”与黎明晖的“特别新曲”,以及“明月音乐合奏”。杨耐梅的“特别时曲”为《乳娘曲》(头段、二段、三段)及《寒夜曲》,共三张;均为其所主演之电影插曲。黎明晖的“特别新曲”是:《妹妹我爱你》与《毛毛雨》。这是公认的中国最早公开发行的流行歌曲唱片,成为中国唱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时代曲

1930年,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收购了法国百代公司的唱片生产部门及法商东方百代公司,随即向香港政府进行了企业注册。鉴于百代唱片的品牌影响力,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决定继续沿用“百代”的品牌和商标。新公司定名为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Pathé Orient,Ltd.”,注册资本150万英镑。
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包括总店、制造厂,以及两家外地分店。总店即总发行所,位于圆明园路19号4楼。两家外地分店一是位于天津英中街177号的罗辦臣洋琴行,另一家则位于香港德辅道中61号。制造厂被命名为中国唱片有限公司,仍位于原址。

百代公司着手对唱片实施技术改造。在唱片内容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方向性转换,京剧的比重下降,而以电影插曲、商业歌舞团演唱曲目为基本内容的现代流行歌曲——时代曲开始逐渐占据显要位置。

1931年,英国留声机公司在兼并了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之后,组成了英国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Electric &Musical Industries Ltd.,简称EMI)。1934年6月,EMI将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及中国唱片有限公司合为一处,更名为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由于继续沿用百代品牌及商标,因此一般仍被称为百代公司。

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时代的百代唱片中,传统的京剧让位于“时代歌曲”,后者逐渐成为百代唱片中最重要的部分,并最终在某种意义上演变为百代唱片的代表。

利润因素是促使百代公司下决心改变唱片内容风格的最主要动因。30年代初、中叶,京剧演员的片酬行情大致为每片自数百元、千余元,乃至四、五千元不等,因人而异,如余叔岩给百代开出的酬金价码即为每片五千元。而即使是当时最走红的电影女星,如黎明晖、胡蝶、徐来、陈燕燕(不包括后起的周璇)等,每灌一片所得酬金不过数百元而已,至多四、五百元。百代公司经过反复权衡,决心一举打破自法商时代以来一直以“名伶唱片”为主的唱片内容,倾全力开发“时代歌曲”,将其确立为百代唱片新的重点内容。

这一战略转换获得了巨大成功。从1933起,明星们录制的流行歌曲钢针唱片开始大受欢迎。先是陈玉梅演唱的单曲唱片《催眠曲》在销量上突飞猛进,数月内一跃为“全国最流行之唱片”;6月7日,隆重推出由中国电影皇后胡蝶“破题儿第一遭”为百代灌录的唱片,包括“改良京剧”《您不见最后一声》及流行歌曲《再会我爱》。前者被誉为“冲动民族思想的第一次改良京剧”,田汉、安娥作词,曾由胡蝶在电影皇后“加冕”典礼上演唱;而后者片中的夏威夷音乐伴奏、四人和声伴唱等,在中国唱片中都是首次运用。稍后推出的一组“摩登歌曲”唱片,则包括了胡蝶的《再会我爱》,黎明晖、任西达的《Wife的ABC 丈夫的ABC》,陈玉梅的《节俭歌 给摩登小姐》,王人美的《初恋》,以及薛玲仙的《粉红色的梦》。

每批“时代歌曲”唱片的出厂数量都比较大,通常在一、二万张,有时甚至超过二万张,这种唱片非常好销,除了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外,在国内比较偏远的地区如西南三省等,也有大量的爱好者。但“时代歌曲”唱片具有流行音乐唱片的一切特征,虽然在刚出炉时极为畅销,但一过时即无人问津,只能听凭销售商削价处理了。

百代落幕
百代公司在抗战中经历了坎坷的命运。“八一三”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上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华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工商业遭到了战火的无情毁坏;但另一方面,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依然是安全的孤岛。百代公司既为英资企业,又坐落于法租界境内,自然是毫发无伤。

但是公司的经营仍然受到了严重影响。由于战争破坏了遍布全国各地的代理销售网络,导致百代产品出现了普遍滞销的情况。进入1939年之后,业务状况有所好转,录制、发行了部分新唱片,市场反响尚佳。

虽然面临的阴霾越来越重,但百代公司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还是依旧维持着正常的经营业务。如“金嗓子”周璇在1939、1940、1941这3年间录制的电影插曲达31首之多,除6首在胜利公司外,其余均在百代公司录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百代公司被日军接管,交由株式会社日本蓄音器商会经营。百代公司由此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依旧维持着“上海百代公司”的称号,继续使用“雄鸡”商标。这一时期出品的百代唱片在外观上具有如下特征:唱片顶端一如既往地刻有“上海百代公司”的字样,其下便是熟悉的“雄鸡”商标图案;“大日本蓄音器”等标识日本接管的字样则出现在底端。

事实证明,接管期间的上海百代公司依然不断地录制、发行唱片,但其规模已大不如前,这时期同样诞生了一批流传后世的经典唱片,但不可否认的是,百代也录制了一批在内容上美化日本侵略的唱片。1944年百代公司为李香兰录制了风靡上海的名曲——《夜来香》,标志着她作为歌星达到了顶点,也标志着日本占领时期的百代公司迎来了最后的辉煌。

抗战胜利后,百代公司由英商收回,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其后,由于受到中国内战的影响,经营状况急剧恶化,1949年5月已处于实际停产状态。

1945年之后的百代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收回百代。
1947年10月3日,上海市社会局处罚百代唱片《再来一杯》(百代三五六九0A,李隽青作词,庄宏作曲,逸敏唱)。此举意味着上海市当局对唱片的管制有所强化。

1948年11月,百代公司成立企业工会,加入职工105人。
1949年5月,百代公司停产。英籍经理与法籍工程师相继返国,由一位英籍会计及一位中国籍助理会计华庚年负责管理全厂。公司所有的机器,包括从录音、唱片制造直至封面印刷的整套设备均完好无损。原材料储备充足,可供生产70万张唱片。倘若恢复正常生产,则24小时内即可制作唱片两万张。其间职工们曾要求复工,无果。

1952年1月5日,上海唱片厂在百代公司的原址上成立,其所使用之厂房、设备等概由华东工业部出面租借。一些百代公司的老人转而成为新工厂的职工。3 月10 日,该厂发行了第一张唱片——《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新的唱片牌号定为“中华唱片”,“天安门”与“华表”成为新的商标图案。上海百代唱片从此与孕育、诞生它的上海诀别了。

两年后,被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EMI收购的百代的香港分公司开始录制唱片,一度恢复曾在上海的辉煌。但是70年代受到钻石唱片公司的影响,业绩稍有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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