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第一个大商会“上海商会”主要是“宁波帮”

1937年8月12日，“七七事变”刚过去一个月，国民政府在长江下游咽喉江阴紧急实施沉船计划，以自毁24艘船（总吨位超过4.3万吨）为代价，力阻侵华日军沿长江水路快速进逼华中腹地的企图。

临危受命的除国有轮船招商局（1.37万吨）外，还有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大达公司（1万吨），以及宁波帮大佬虞洽卿的三北公司（2万吨）。三北是当时中国最大民营轮船企业，旗下船只总吨位9万吨，约占民资轮船吨位的七分之一。

就在“江阴沉船”的10个月前，上海市政府与租界当局将纵贯繁华市中心的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以庆祝虞氏七十大寿，可见这位华洋两界通吃、政商双面圆熟、叱咤上海滩凡50年的宁波商人的江湖地位。据说上海开埠百年来，只有比虞洽卿资格更老的买办朱葆三能享此殊荣，而朱也是宁波人。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隔杭州湾相望的宁波人就开始乘舟北渡谋生和经商。到1927年，在沪宁波人已达40余万，相当于全市总人口六分之一，在此前后，数以万计的沪上商人中，宁波帮更占了七成，素有近现代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的上海总商会，实际上是由以宁波帮为主体的浙江商人创办并长期主持的，虞洽卿本人任会长一职即达16年之久（1924—1940年）。

清末到民国期间上海的九大钱庄家族（一说十大）中，宁波帮占了五家半。1897年，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宁波商人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且掌控实权。1908年，朱葆三、虞洽卿等更发起专为宁波同乡服务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宁波境内有座四明山）。至1935年，国内共有约100家民营商业银行，由宁波人独资经营的11家，为主经营的13家，参与经营的28家，占据了半壁江山。同一时期国内的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等现代金融业，亦由宁波帮捷足先登，创造了许多第一。

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中心主任戴光中认为，清末民初，宁波商人能与时俱进，在金融界主动出击，迅速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以积极奋进的姿态投入到新兴行业，与日渐式微的山西票商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宁波帮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

戴光中还指出，宁波帮与明清时兴盛数百年的徽商、晋商最大差别在于，前者是“民商”，后者是“官商”，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瓦解，皮之不存，徽商、晋商毛将焉附？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倾向革命的虞洽卿曾筹款100万银元，劝服驻足观望的满清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1927年，他动员上海商界先后出资数千万元，为宁波老乡、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解决了军费紧缺的燃眉之急，又支持其血腥的“清党”行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虞不愿出任伪职，从上海辗转来到陪都重庆，1945年4月，离抗战胜利不到四个月时，以79岁高龄在渝病逝。

由于虞洽卿一生政商经历复杂，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内地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如何客观评价他及以其为代表的宁波帮，始终是一道难题。

1981年，即15岁的虞洽卿从宁波来到上海“跑码头”的整整100年后，又一位出身宁波的传奇商人自香港飞赴北京，他就是世界船王包玉刚。他与扭转当代中国航向的邓小平的深厚私交，以及邓发出的“希望海内外宁波帮都回来建设宁波”的著名呼吁，已成为改革开放早期一段脍炙人口的美谈。

1997年，还是一位宁波人，东方船王董浩云的长子董建华，当上香港回归后第一任特首，宣告结束中国150余年来被西方殖民的屈辱历史。

巧合背后似乎有着某种象征意义：以海洋文化为特征、因国门大开而兴盛的宁波帮，之所以成为唯一能延续商脉至今的传统商帮，处处都离不开近现代中国急速转型的大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