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是亚洲最大产能的再生瓶厂停产后计划重启

亚洲单线产能最大的再生瓶级聚酯切片工厂——北京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一年可以处理约22亿只饮料瓶,但是自2013年后已“停工”三年多。

在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内,一个占地1.2万平米的大厂房里,聚集着上千台大小高低各不同的机器,如果把一个塑料瓶从第一台机器的大口子里丢进去,绕过上千台机器的运转,最后一台机器吐出来的将是上百颗切面精细、长得像大药片的再生聚酯颗粒,这些颗粒可以再次做成饮料瓶……

这个目前亚洲单线产能最大的再生瓶级聚酯切片工厂的机器生产车间,一年可处理约22亿只的饮料瓶,相当于上万名工人日夜无休地同时干活。

但是,此工厂从2013年后就已不再开工,被搁置了三年多。

面对这种情况,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常涛只能苦笑说,“虽然我们在这个行业没有对手,但是北京根本收不到充足的‘垃圾’货源”。

常年缺“垃圾货源”

“缺货”、缺垃圾、缺塑料瓶成为这条这个庞大的处理线常年被荒废的主要原因。

据常涛介绍,他们的产能是一年可以处理5万吨的塑料瓶,但平均每年仅能收到1~2万吨的“货源”。换个更直观的数来看,“亚洲最大”厂房上千台的机器一年可处理22亿只废旧饮料瓶,但实际最高时仅处理了8亿多只。

“缺货”、缺垃圾、缺塑料瓶……这被说成是这条最大塑料瓶处理线常年被荒废的最大原因,但这与北京的垃圾量在上涨的数据非常矛盾。

来自北京市发改委和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北京的垃圾量在上涨,前两年北京垃圾日均处理量是1.8万吨,2016年达到了2.17万吨,整体增加了两成。

那么,垃圾都去了哪?盈创公司为何长期收不到充足的垃圾“货源”?

5000多台回收机 收不到全市1%塑料瓶

记者看到在大兴区西红门的永辉超市里,一台新入驻的智能回收机器,引起路人驻足围观。在这台机器的触摸屏上轻点一下“回收”,机器右上角的挡板便会自动开启,只要拿一个空饮料瓶放进去,微信就会立即收到0.05元的返利……

这台机器,已是盈创公司在北京投放的第5034台回收机。从2012年底开始,盈创公司就开始在全市的学校、医院、超市、地铁、景区、公园等众多公共场合,布局他们的智能饮料瓶回收机。

虽然回收机的数量规模已是全市第一,但是回收数据却让人讶异,5000多台智能回收机一年收回的塑料瓶总量是4000万只。这个数字,与北京一年废弃约60亿只左右的塑料瓶相比,才不到1%。

至于全市剩余的99%塑料瓶流向何处,是其他回收企业,还是环卫部门,答案都不是。

参与北京“垃圾事业”30多年、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王维平,在2016年上两会时,带去了一份垃圾回收的议案,和这一问题的答案。用他的话来说,一群规模可观、且已具备垃圾回收专业化“素养”的拾荒者——被坊间称为“丐帮”群体,掌握着北京绝大多数的可回收垃圾资源。

2014年北京的调查数据显示,垃圾产生量700万吨,“丐帮”们捡来的可回收垃圾资源,同样是700万吨。

不敌“黑作坊” 最大处理厂一天亏损十几万

“丐帮”捡回的垃圾资源,最终的流向是聚到北京四环外的82个废品集散地,即丐帮的“营盘”,再分门别类地运往河北,塑料运到河北文安县,包装运到河北保定,金属运到河北灞州,鞋底胶皮运到河北定州,玻璃运到河北邯郸……

与“丐帮”常年打交道的王维平向记者介绍,“丐帮”群体第一代人1978年就进京,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他们自发形成了一条专业的垃圾回收产业链。

而这一产业链,恰恰成为了盈创公司长期垃圾“货源”不足的最大原因。“我们根本竞争不过小黑作坊”,盈创公司总经理常涛介绍说,由于环保成本的差距,导致他们的塑料瓶收购价,与那些没有正规营业执照的废品集散地相比,没有任何优势。

据介绍,对于塑料瓶的回收,回收企业需要先做预处理才可再次售卖。“塑料瓶要切片、清洗。清洗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碱,但碱是不能随便排放的,所以要进行污水处理,要过环评,需要正规用工,这些都需要成本”。

但是,与正规企业不同,丐帮“营盘”的环保成本几乎为零,“那个市场上几乎污水横流。我们拿生物碱清洗,他们拿工业强碱清洗,污水也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再处理成本低得多,”常涛说他去过废品集散地,“无论是环保成本、还是正规用工等各个方面产生的成本损耗,最终计算出塑料瓶的收购价,我们根本竞争不过这些小黑作坊。”

“比如白色瓶子,我们正常收的话是3500元/吨,但小黑作坊可能4500元/吨收;蓝色瓶子2800元/吨,小黑作坊可能3300元/吨收”。为了抢占“货源”,常涛说,他们有时不得不按与“黑作坊”一样的价格,从丐帮手里硬买货。

这种“硬买”带来的后果是企业的严重亏损,“货源”仍然严重不足,亚洲单线产能最大的塑料瓶处理厂三年前就不得不关停,“这种机器系统就像炼钢厂一样,开了就得连续生产,不能停。每处理一吨,赔一吨。一天都十几万到二十几万地亏,烧得我们肉疼。”常涛苦笑说,“在德国,像和我们一样的这种再生瓶级聚酯切片工厂,如果是10万吨产能,一年可以带来1~2个亿的盈利。”

82个废品集散地解散 “亚洲最大”工厂2017年或将重启

不过,盈创公司计划2017年重启他们搁置三年的亚洲最大产能塑料瓶处理机。

由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任务,对于低端业态和污染企业的清理,齐聚在四环外的丐帮“营盘”正在陆续关闭,82个废品回收集散地已经关停80个,河北的小塑料厂、造纸厂、小冶金厂也正在关停,“丐帮”行业面临破产,部分拾荒者正加速撤离北京。

对于像盈创公司这样的企业而言,他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一来,我们不用再和小黑作坊抢价格了。二来,垃圾源头可能真的会到我们手里”。

但是,废品集散地被清理之后,垃圾源头真的会进入正规的回收处理企业吗?这是常涛最为疑虑的地方,“说实话,丐帮的解散符合北京政策,也应该是这样的方向。但目前,还没有一套政府机制来做垃圾前端的分类回收”。

2016年7月份,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了《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垃圾前端分类回收问题,再度引发争议。北京3000多个形同虚设的“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也再次突显尴尬。

“如果垃圾能从老百姓手里就进行分类,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这些可回收资源不会因为混合及运输被二次污染,但是没有行之有效的政府机制,是不可能做到的。”常涛认为,包装的押金制或可成为有效途径,“像德国,各类饮料瓶在销售环节要向消费者征收押金,退瓶后才能返现,这项制度使得大量的饮料包装得以安全回收,城市生活垃圾的体积因此减少40%至50%。”

“废品回收事业已到了战略转型时期”

对话人: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王维平

北青报:像盈创公司这样的正规垃圾回收处理公司,收不到充足的垃圾货源,只能搁置亚洲最大的处理厂。您怎么看?

王维平:北京已经到了需要进行废品回收事业战略转型的时候了。1952年~1978年,是合作总社下属的国营废品回收公司,占主导地位,来处理全市的可回收垃圾资源。但是1983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垃圾可回收资源越来越多,大量外地农民进京捡垃圾,就是所谓的“丐帮”,这些人彻底完全击垮了国营回收公司。国营公司的废品回收量不到1%,99%都让丐帮捡走了。

国际上,也是在1983~1985年之前,欧洲、美国、日本,也有一帮像我们这样无序的、自发形成的、规模庞大的拾荒者队伍,这是一个利弊同存的无序蔓延。利可以减少垃圾,弊我们都知道,带来二次污染等问题。所以现在该做战略转型了,就像西方国家1985年开始发生的战略转型。

北青报:怎么进行所谓的“战略转型”?

王维平:不外乎就是两条。第一条是,让废品回收行业正规化。什么叫做正规化?就是说,要有营业执照、有办公地点、有人员编制。盈创公司就属于新兴的正规企业。

第二条是,我们要对正规企业在起步阶段进行一定的支持。什么样的支持呢?一方面是和街道捆绑进行,不让拾荒者捡走可回收资源。第二方面,对于低利用价值的可回收物实行一定的补贴。比如丐帮收一个塑料瓶一毛钱,智能机器如果能吐一毛五出来,那大家当然更倾向于回收机器。所以说,废品回收体系是到了战略转型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次用正规军击垮拾荒大军。

北青报:“丐帮”行业正面临破产,但政府也没有一套前端垃圾回收的机制。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也还无法形成自主的垃圾分类行为。这方面应该怎么解决?

王维平:这还是正规军一个逐渐取代的过程,需要靠市场化手段来运作,不能采取完全行政的手法来操作这样的过程。但是政府可以对这些正规的民营或国有回收公司,实施一定的鼓励和支持,让他们来取代丐帮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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