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获得爱明诺夫奖的科学家是施一公

北京时间2014年3月31日的晚上11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办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上，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荣获了2014年的爱明诺夫奖。当天瑞典皇家科学院网站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

这是一项国际知名科学大奖，1979年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爱明诺夫奖是一个多学科的奖项，它是物理、化学、矿物学等晶体结构研究方面的最高奖项，主要奖励给晶体学领域的科学家。比如像最早的颁奖给爱明诺夫教授。

爱明诺夫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这个学院同时还负责每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的评选。因此此奖项跟诺贝尔奖有一个很接近的联系。奖项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发。

爱明诺夫奖是非常有份量的一个奖。今年是爱明诺夫奖设立35年来首次颁奖给中国科学家。过去的历史，基本上都是每年颁一个奖，最多可以有三个人，中国的施一公教授是今年此奖项的唯一一位获奖人。

2014年又恰巧是晶体学诞生一百周年，被命名世界晶体学年。因此，今年爱明诺夫奖的评选和颁奖更是意义重大。

诺贝尔化学奖是每三年就会有一次颁给结构生物学的研究工作，所以也有人赞扬施一公与诺贝尔奖“一步之遥”。

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年表彰他三个重要工作的其中一个系列：细胞凋亡结构生物学工作。

施一公年仅47岁（1967年生于河南省郑州市），曾经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分子系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曾拥有国外多个条件优厚的邀请，但是却选择回国，于2008年开始全职在国内清华大学工作，被聘为终身教授。

施一公获奖的晶体学研究领域非常艰深但也非常有趣。晶体学在生命科学里面发展相对来说比其他的领域要难。它的分子也多，生命科学的分量越来越重，现在可以说是占到半壁江山以上。

在晶体学诞生100周年的时候，特别授予杰出的中国晶体学研究者这样一个有份量的大奖，这是中国人的莫大荣耀，也是对中国晶体学发展的重视和鼓励。

施一公：我怎么知道这个奖项的呢。我是去年2013年的9月12日，我在参加一次咱们的评审活动。那天下午两点开始，我的手机电话开始响，我一看，手机电话我不认识，是来自另外一个国家，地区号是0046，我就没有接。我有一个习惯在国内，只要不熟悉的电话我一般都不接，这个手机电话，那天下午响了十几次我都没接，我都把它摁掉了。第二天，9月13日，到了下午两点又开始响。我就很奇怪，我就从评审的屋子里出来，我听听试试吧，我接听的以后当时没有意识到，是外国人打的，我用中文说你好，结果对方是用英文说，他说我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当时我一听也傻了一下，没有想到。对方告诉我说，恭喜你，你获得了2014年的爱明诺夫奖，然后我们的国王希望邀请和你的夫人在明年三月底到斯德哥尔摩来领奖。当时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既不知道是谁提名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得到这个奖，真是天上掉馅饼一样，所以那天就特别高兴，晚上回家就庆祝了一下。

施一公：我现在是用X射线晶体衍射的方法，来研究跟癌症发生的一个领域。这个癌症发生的领域叫细胞凋亡。非常简单，您可以想想象一下，我们癌症病人去医院看病给了化疗药，他吃了药，癌块消失，为什么消失了，是因为细胞凋亡了，不叫死亡，是叫凋亡了，是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因为受到一些药物刺激以后，程序性的死亡，我们叫凋亡。为什么癌细胞后来不再凋亡了，比如说你给化疗药以后，一定是凋亡的细胞的机理发展了改变。我们用最细微的方法就是用看到蛋白质的原子机构这样一个方法，来了解为什么在细胞内有些蛋白通过突变阻碍癌细胞凋亡。你可以想像，我们中国人叫眼见为实，当你把细胞的每个蛋白分子看的清清楚楚的时候，你自然把这个细胞如何抵御凋亡就了解清楚了，这样就可以通过这样的研究，了解怎么样让细胞重新再激活凋亡途径，就是一种抗癌药了，这样就可以用以研发抗癌药这样的应用。

施一公：（在众多头衔中，我希望被介绍为）我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因为我的研究清华大学，我教的学生在清华大学，我自己回国最主要的目标也是在清华大学培养学生，在清华大学做研究，因为这样一个头衔，这样一个职位也是我最看中，也是最大的一个称号，其它的都是一些荣誉性的称号。

施一公中学的母校是河南省实验中学；小学是河南驻马店人民路小学，那里至今还保留着施一公1979年毕业时的照片，30多年过去了，施一公走到哪，都会想起拍摄这张黑白照片时，老师的一个期望。

施一公：他说施一公啊，你长大以后，可以一定给咱们驻马店人争光，这句话让我现在为止，想听来都挺感动的。

1985年施一公以全国数学联赛河南赛区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89年又以年级头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并选择了出国留学；2003年，36岁的他，获得全球生物研究学界享有盛名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成为这一奖项设立17年来，首位收获殊荣的华裔学者（当时施一公是美国国籍）。不久之后他更是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习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习教授，同时也在其领域内成为了重量级的领军人才。

施一公：当时实验室有14个博士后，有6个博士生还有2个实验员，每年有200多万美金的科研金的支持，真叫兵强马壮。

施一公：我是2006年的5月回国参加一次学术会议，5月26日，在清华见到当时的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陈希。他就第一次比较正式地告诉我，说希望我能够全职回清华，帮助清华的生命科学再往前走一走，帮助规划、参与规划。我挺激动，因为我说心里话，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我第二天一大早，见了陈希我就说，我说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全职回清华。

施一公：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前系主任叫罗伯特-奥斯汀，他说给我一些时间，我回去来说服我们的校长雪莉-蒂尔曼，我让校长给你一个你无法拒绝的package（待遇），一定要留在普林斯顿。我有一位亲戚就跟我说，叫我的小名，说小公啊，说你脑子进水了，说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

施一公：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很能代表海外一批人的一些心声，我们这些人欠中国全职工作15年。如果我不回国，在美国生活一辈子的话，我会到晚年极其痛苦，会非常非常的抑郁，会觉得自己这辈子，我欠了无穷无尽的债，我还不了，我会很伤感，我觉得。回来以后至少这种感觉没了。尽管我回国以后也提意见，也抱怨，但毕竟我从心里最深处我不会觉得我很疚欠了。

关于科学家名气的问题，施一公这样回答记者：

施一公：如果想鼓励年轻人从事科学研究，我倒希望年轻人知道我，知道一批中国人像我一样在全力以赴地从事基础研究，从最精深的基础研究，再用到无论到抗癌新药的开发或者还有其他的领域的变化。但是同时在这样一个环境，我又不想成为所谓的名人，因为其实做科学是要非常踏实地在实验室里做，并不是需要出去张扬和宣讲。尽管我的研究已经被用来开发癌症新药，到了临床二期的末期，效果看着也不错，但是我特别想对年轻人讲一句话，“科学非常地神奇，非常地博大精深，”其实我非常想让我们的年轻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关注科学，关注创新，而不是关注我本人。我觉得关注科学，关注创新，能够把中国带入下一个伟大的腾飞时代。

2008年回清华担任终身教授的施一公回国后也对外界坦诚了一些思考。例如他在采访时说，中国的科技和教学体制，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都与美国一流大学有相当的差距。

在回国后的第三年，施一公又因为在文章中直面中国科研存在的问题，而备受舆论关注。2010年他和饶毅联合发表文章，其中写到：“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但是在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中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他们认为，中国需要打破研究经费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所有新的研究经费必须基于学术质量优劣来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施一公曾在2011年落选中科院院士而引发争议。曾有清华大学的教授表示，施一公落选是因为施一公当时并没有取得中国国籍，虽然美国已经取消了他的美籍，但仍需要中国方面同意。不过两年前也有公开报道显示，中科院曾回应称，施一公的落选与“国籍”无关。

施一公在2013年当选美国科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双院外籍院士；随后于2013年，施一公最终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对此他向媒体表示，自己回国的目标从来没有当院士这一条，回清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育人。

施一公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在回国的五年里，清华大学的生命学科，从只有40多个独立实验室增加到了100多个。施一公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级的期刊上，也发表了12篇论文。高水平成果产出的频率，比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还要高。

施一公：现在清华实验室的总体水平，做科研的深度、系统等等已经全面超过我在普林斯顿2006年鼎盛时期的水平，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

迄今为止，施一公已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系统地揭示了哺乳动物、果蝇和线虫中细胞凋亡通路的分子机理，已有若干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用于治疗癌症的药物研发。

施一公是一个顶级的科学家，他的研究，对于生命科学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对蛋白质机构的解析，而结构和功能直接挂钩。生命科学中有4万多个蛋白质，目前全球才解析上千个，还有很多蛋白质没有解析。

我们祝愿施一公先生在他的科研领域取得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