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林加奖的中国人是李象益教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3年11月25日宣布，中国科学家李象益获得了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卡林加奖”，以表彰他在科普领域的成就。这是该奖设立以来，首位中国人获奖。

作为科普界的最高奖项，卡林加奖旨在奖励为普及科学技术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在奖项设置的61年中，获得过这个奖项的人包括研究量子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

卡林加奖还强调获奖者从事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全面性和国际化。因此，这个奖励也成为了李象益一生科普事业的总结。

教科文组织在声明中称赞李象益是一位学术和科普专家。他是中国科技馆的创办人之一，并曾领导科技馆工作。

（图：领取卡林加奖的李象益教授（右），摄于2013年11月25日里约热内卢当地时间）

他还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门的负责人，在农村、工厂和矿山开展科普工作。他发起了中国第一次全国科学知识普及调查，并因一直从事科普和科学教育工作而享誉全国。

“卡林加奖”设立于1951年，每两年颁发一次。获奖者必须在其职业生涯中，致力于向大众介绍科学、研究和技术，同时致力于在国际上宣传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这一奖项由专门的国际评审机构负责推荐提名，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批准。

在此届于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界科学论坛上，刚刚成功连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向李象益颁发了奖章、证书以及两万美元奖金。

李象益在得奖后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研究推动的一个奖项，是一个政府奖项，不允许个人申办。所以虽然说我在过去做了许多科普的工作，比如担任国家科技馆馆长期间引进”科学中心”理念，还有在科协科普部工作时发起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亚太地区科技馆联盟也是在我担任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的时候由我发起的，让中国的科普事业和国际社会有广泛的交流，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科普事业强大了，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我才能获得这个荣誉，所以这个奖并不是给我个人的褒奖。

当问到将会如何使用两万美金奖金，李象益表示：我做科普获得这个奖项，那么这笔钱我也一定是回归科普的，我打算用来推动科普的创新和发展。为了支持我这个想法，中国科协也给我13万元人民币，差不多卡林加奖同等的钱。所以我打算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基金，来鼓励后续的科普工作者，比如针对科技馆展馆的总体策划，或者关于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创意，就是说从源头上抓科技馆的创新，是一个从宏观上抓创意策划的奖。这个奖对解决我国科技馆建设的”同质化”问题具有针对性。

李象益1938年生于西安（陕西省西安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任中国科技馆馆长。李象益在担任国家科技馆馆长期间引入了”科学中心”的建馆理念，即不强调藏品，而是注重科学的再创造，强调参与、互动、体验，把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让公众主动参与其中。

此外，在担任科协科普部部长期间，他还首次主持开展了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并联合美国、英国、日本进行四个国家的国际科学素养水平的对比。这项自1992年开始的调查，一直延续到今天。作为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他倡导发起了亚太地区科技馆联盟等，让中国的科普事业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李象益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中，大多是和科技馆建设和科学传播相关的。随着国家对科普工作的不断重视，源源不断的资金也注入到科技场馆的建设中来，身兼数职的李象益也不介意再多几个”顾问”的名号。他坦言，最怕的就是几个亿的资金到位，主事的人却是丈二和尚，建不出像样的科技场馆。”如果国家钱白花了，我这心里也不好受，所以我再苦再累成天跑着跟人提建议，能让人家觉得有收获，我就觉得自己的事情不白做。”

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会上茅以升等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国家要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馆，“当时决定选拔一批技术干部来搞，最后就找了我。”李象益回忆说。

彼时，李象益已经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了22年的喷气发动机研究。他作为项目负责人，组织的歼7发动机加力燃烧室的改进实验项目，曾获得国防工办重大技术改进成果一等奖等诸多奖项，并于1981年在美国发表学术论文，受到国际同行好评。

那时的他，是名科学家，也是“一个根本不懂科普的科普盲”，但对科技馆这种新鲜事物，李象益充满了期待。于是，他和同事们在北京正北边的一片空地上开始创建中国科技馆。在这个当时被人称为“北京的北大荒”的地方，他们在破屋土窑里筹划和设计新馆建设蓝图。当时，他们把设备放在窑里，因为烧煤炉，满屋子熏的都是黑烟。“那里什么都没有，而科普工作应该怎么做，也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边研究边干，一干就是5年。”

虽然科技馆还没建好，但科技馆筹委会已制定了“边建馆边活动”的工作方针，开始积极布置各种展览活动。他们筹划了“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并远赴北美进行巡回展览，内容包括四大发明，陶瓷、冶炼、传统手工艺等。“展览中已经包含了一些现场表演的内容，以及可以让观众互动参与的展项。纺织机都是七八米高，坐到上面做现场表演，还有现场造纸，毛笔写外国人名。这些让展览从安大略展到西雅图，站站爆满，很轰动。”

记者问李象益，回过头去看，在科普和科研之间更喜欢哪个？他回答得干脆利落，“当然是科普。”原因是“科普和公众是零距离接触，你只要是努力做，做得好，很快出成绩。就像每个科技馆建成后，公众都说，这个好。所以科普从某种意义上，更能体现人生价值，这就是乐趣。搞科研，会离公众很远，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有这个反应。”

在李象益看来，自己多年的科研经历也在成就着科普工作。“虽然看上去不搞科研了，但只是说单纯出科研成果的科研不搞了，而事实上科普同样是一种研究，我没有脱离以科研的方法去研究科普。我不是命题者，总在思考和实践如何解题，这就是20多年科研工作给我的思路和理念。”

“我在全国做了20多个科技馆，还有10多个是总顾问”。说到科技馆，李象益像谈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充满了爱护，也有理智的认识。“国内许多科技馆像个中药铺，你那儿有什么好的主题，他那儿有个什么好的主题，抓中药一样的，拼凑起来就成了一个科技馆。而在国际上，科技馆建设是由上而下的，先有概念，后有产品和内容，是主题式交互设计模式。”

在谈到中国科普发展的现状时，李象益向记者介绍到：“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科技馆前五名，都在这儿（中国），但是要从深度教育的理念来看，我们跟发达国家差很多。”他举例说，“美国科技馆的儿童馆，走到大象展区，工作人员便问：大象的耳朵为什么这么大？人的耳朵为什么是小的？兔子的耳朵为什么是竖起来的？它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而我们受应试教育影响，做科普也只是说‘大象的耳朵是大的，人的耳朵是小的，兔子的耳朵是竖的’。”

而在参观科技馆的方式上，更能反映问题所在，“我们中国科技馆门口每天来十几个大巴车，带着七八百个学生来，但是到科技馆里头，在一个展品面前只停留几分钟，转一圈就走了。这种教育属于无组织、无目标的学习。更好的做法是有老师带着学生有目标、有组织地系统学习。”

李象益对记者说，科普提高科学素养至少有4个层次，科学知识积累、科学应用能力、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和价值观，“很遗憾，我们国内绝大多数的科普还停留在最低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