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知的最早的关于自行车的文字记载出于1868年的《上海新报》

2012年6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涛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韩国高丽大学合作主办的Online学术交流平台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发表论文《踏车而飞：自行车与中国骑车人（1868-1949 年）》，讲述1949年之前中国骑车人与自行车的故事。

徐涛说，自行车最迟在1868年传入中国，它与中国的初次相遇并不美好，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崇洋心理渐次取代了“天朝上国”的观念，自行车才从奇技淫巧变作文明奇器，成为中国人心中文明、先进与富有的象征符号。

20世纪20年代以后，自行车在中国社会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踏车而飞的中国人上自王公贵族、富商巨贾，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无论男女都包含在内。末代皇帝溥仪甚至为了骑行自行车的便利，而锯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宫门中的20余处门槛。自行车甚至被认为是一件女子“最适当的运动”，近代中国最早骑行自行车的女性，除了教会学校的女学生，还有晚清上海的妓女。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中学生、女大学生、女报贩、女职员、电影女明星等也都纷纷加入到骑车队列当中。

徐涛：我在近代文献中找寻到的有关自行车进入中国最早的文本是1868年11月24日出版的《上海新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开篇写道：“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不独一人见之，想见者多矣。”考虑到自行车技术工业量产在法国实现也是在19世纪60年代，1868年自行车登陆上海滩的这篇文章，也许可以肯定是自行车引入中国最早的证据。

自行车是欧美国家技工发明的器物，在近代中国最早骑行自行车的当然也都是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这其中既有骑车传播福音的西方传教士，也有供职于各大洋行的纯粹为了惊险刺激的青年西侨。先是在上海，没过多久，北京、天津、汉口、广州、烟台等西人聚集的城市也都出现了自行车的身影。

因为自行车在传入中国之初，非常昂贵，属于稀罕物件，中国人中最早骑行自行车的群体大略分为两类：一是有西方国家留学经验的留学生群体，他们一般是在读书期间就接触并喜欢上了自行车；二是有钱有闲的士绅巨贾家中的纨绔子弟，这一点与今天社会通常意义上的富二代喜欢跑车，有些相似。

在自行车传入中国初期，并不好卖。因为中国人普遍存在“不役人的就役于人”的等级观念，可以消费得起自行车的中国精英群体很少肯使用自己的力气，为自己服役，所以除了使用两腿走路外，他们不是骑马，就是坐轿子。自己坐车、自己使力，在当时中国社会是会被人笑话的。

溥仪大婚获赠自行车

中国皇帝喜欢上了来自西方的自行车，并为了骑行自行车方便，而下令砍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门上的门槛，这差不多是中国人与自行车相遇中最为传奇，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如此富有戏剧张力和象征意义，以至于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在拍摄清朝最后一代君主爱新觉罗·溥仪的传记性电影《末代皇帝》时影片专门设置，并大力渲染了英籍老师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赠送并教会溥仪骑行自行车的故事桥段。

《末代皇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7年这部电影一举拿下了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庄士敦送予溥仪自行车的故事也随着电影的影响力，成为末代皇帝拥有的第一辆自行车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

而电影毕竟是电影，它是一种艺术创作，而非历史真实。

根据我的研究，溥仪最早是在1922年大婚之际，从堂弟溥佳手中获赠一辆自行车作为礼物的。溥佳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回忆道：“我送溥仪的礼物是一辆自行车。因他从未骑过自行车，看了十分高兴，就开始练习起来，不料陈宝琛得知后，把我狠狠申斥了一顿：‘皇上是万乘之尊，如果摔坏了，那还了得。以后不要把这些危险之物进呈皇上。’他还劝溥仪不要骑，幸而溥仪并没有摔伤，练了几天就会了。后来他自己又买了许多自行车，时常以骑车为乐。”

自行车与“女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