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最后牺牲的女烈士是朱枫女士

1950年6月10日，在台湾开展特工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朱枫女士与忠于共产党的民主党派人士吴石将军等四人同时被台湾当局杀害。当时朱枫身中7枪，终年45岁。她可称得上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最后一位女烈士。

1949年初秋，中共为解放台湾加强了台湾岛内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并派遣得力人员赴台工作。9月，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派遣在香港的情报工作干部朱枫赴台，任务是秘密联络国民党军上层将领，策应解放军攻台实行武装起义。

朱枫安顿好了家庭，将儿子送往北京，又给丈夫留下了一封慷慨激昂的告别信，毅然奔赴最危险的战场。10月间，她抵台，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台湾省委书记蔡乾（真名蔡孝乾，化名蔡乾，又名蔡前）接上了头，并很快成功地与国民党数位高级将领联络了关系，搞到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甚至包括了蒋军在台团以上军官名单以及各部队兵力、番号、部署情况等等，这些重要情报通过香港传往北京。

与朱枫联络的国民党高官中，有一位台湾军界的头面人物，他就是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将军。

吴石将军是福建闽侯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与国民党桂系将领李宗仁、白祟禧等先后同窗，交谊深厚。

从保定毕业后，吴石又东渡日本，留学于陆军大学，1934年学成归国，便成为桂系军队一员干将。随李、白之升迁，吴石官运亨通，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先后担任陆军大学教官、福建省政府军事厅长等职。

抗战时期，又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后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官拜中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开始了解并逐渐认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抗战结束后，他因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渐表不满，经其友人、中共上海地下党吴仲禧的介绍，与中共方面有了联系，不久之后，吴石于1945年10月秘密参加了国民党内反蒋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联合会于1948年合并到革命的进步团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中，吴石便成为“民革”的骨干分子之一。

在这段时间内，吴石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合作，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与特殊地位，为中共做了许多工作，一方面提供了大量情报，另一方面运用自己的特权，掩护了许多中共地下党人员，他曾为解放军渡江及解放上海作出过重大贡献。

上海解放前夕，吴石被国民党调往台湾，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他立即与中共台湾省委联络上，继续为革命工作，并把工作范围扩大到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保安司令部”及空军部队等领域。

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台湾岛内人民反蒋活动蓬勃兴起，甚至在台北市中心以及各车站、广场的墙壁、电线杆上也都出现了“拥护毛主席、活捉蒋介石”、“台湾同胞起来解放自己”、“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等标语，令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严令国民党特工组织采取一切手段肃清岛内中共组织活动。

1949年10月“金门登陆战”以后，岛内形势一时发生了逆转，一些准备参加反蒋的国民党军官有所动摇，朱枫接受上级组织指示，准备暂时离台返回大陆。1950年1月，朱枫曾托人带回大陆一封密信，说：“枫将于月内返里。”

就在这关键时刻，发生了一桩特殊事件。中共台湾省工委机关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书记蔡乾被捕。在威逼利诱之下，蔡乾叛变，招供了朱枫等人的情况。地下党得知消息，立即安排有关人员撤退，吴石又一次利用职权，为朱枫等人开具了通行证。朱枫借此得以乘上国民党军用飞机避往浙江舟山群岛，躲进了一家医院。蔡乾亲自带领国民党特务追往舟山，14天之后，逮捕了朱枫。

国民党特务从蔡乾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吴石的名字，又从朱枫的通行证上得到了吴石的签名，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闻讯，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连问两遍：“确是吴石？”

毛人凤给予肯定的回答。蒋只得长叹了一口气。

“参谋总长”周至柔下令“先取证据再办吴石”。他们抓捕了吴石之妻，又从其家中抄到了不少文件，吴石料定难以逃脱，服下多粒安眠药并试图开枪自尽，但未成功。第二天吴石亦被捕入狱。

蒋介石亲自下令毛人凤主持这一大案，用尽心机，软硬兼施，要迫使吴石、朱枫等自首投降，他们认为朱枫为一女性，易于对付，决定“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感情去征服她”。但这一切，在共产党人面前均告失败。

吴石将军是已知的在解放前后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阶军官，作为一名民主党派人士，因向往光明反对蒋介石，帮助中共革命，最后以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为了保密，他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开，直至1973年，中共有关部门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以密函通知其在台亲属。

朱谌之革命之路

朱谌之（1905—1950），女，又名朱枫；出生浙江宁波府镇海县名门。朱枫出身自浙江镇海的一个大户人家，朱家花园极大，占据镇海中心位置，解放后还留存多年，据说花园完全按照归有光的“项脊轩”建造，到1990年代才彻底消失，只剩中学里的一座小楼。

父亲朱云水是镇海的富商、渔业公会会长，母亲也出自富户，家族极大，兄弟姐妹众多。

朱枫原名朱贻萌，后改为朱谌之，是“四小姐”。朱枫曾师从沙孟海学习，沙家五兄弟是宁波最负盛名的革命家庭，沙孟海是蒋介石家谱的撰写人，1947年成为国府秘书，1949年躲过蒋介石去台湾前对自己的大肆寻找，留在了大陆。

沙孟海是宁波鄞县人，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书法大师。朱枫现在还有手迹保存在浙江博物馆，一手好字画。

朱枫的第一次婚姻是1927年由父亲做主远嫁东北沈阳，给张作霖兵工厂的总工程师陈绶卿做继室。朱、陈两家多有联姻，原本就是故交。生下女儿朱晓枫（原名陈沈珍）后，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家人回到镇海，并且接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的聘书，陈绶卿却突然因霍乱去世。

（图：23岁时的朱谌之，摄于1928年）

宁波女师一起毕业的同学中，朱枫最要好的陈修良后来成为沙孟海的弟弟、知名共产党人沙文汉的妻子。直到卢沟桥事变前，朱枫继承自家家产，还过着“每日学写兰花”的阔太日子。

“她参加革命和我以及她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有很大的关系。”陈修良回忆她们组织了抗日宣传队，“敌舰炮声一响，就一起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和表演抗日剧目”。

朱晓光一家也是镇海人。朱晓光的哥哥朱曦光1931年考进上海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后来又经邹韬奋介绍进入国际贸易协会，新中国成立后进中宣部工作，并娶朱枫的继女陈宜为妻。朱晓光和朱枫就是朱曦光介绍给了武汉新知书店的创办人徐雪寒，1937年两人带着孩子们从镇海到达武汉，在书店开始了新生活。此后，徐雪寒一直是朱枫的直接领导人。徐雪寒说：“谌之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了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说是投资，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

朱枫之后一直在新知书店工作，从1937到1944年间，为新知书店做财务工作。夫妻俩颠沛流离，聚少离多，朱枫还一直照料着前夫的女儿陈宜，她和朱晓光的儿子朱明一直由陈宜抚养，女儿晓枫则送去了浙江龙岩的台湾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读书。

“母亲捐了800元给团长李友邦。李友邦一直是亲共的，后来戒严时期已荣升将军的李友邦，也被蒋介石直接点名枪毙了。母亲还给孩子们每个人买了顶蚊帐。”朱晓枫只知道母亲时常会突然出现来看望自己。“那时她已经在皖南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并且取了化名朱枫。”1940年为给书店采买纸张去往日伪统治的上海，朱枫变卖了一直寄存在上海银行里的一枚祖母留下的3克拉钻戒，换得3200元。朱枫当时跟随书店到了浙江、香港、桂林等地，徐雪寒在文章中说：“1944年我知道朱枫已经在书店的一个对外做掩护的商行工作。”

朱枫的同胞妹妹朱启文嫁到武汉顾家，女儿名叫顾倬云，后来成为著名医学专家。在武汉时为了支持顾家，朱枫曾出资给顾家开了大乐童装店，并多次以“大乐童装店办货人”的身份在武汉和上海之间行动，极善经营。

顾倬云的回忆文章中：“姨母穿阴丹士林旗袍，留短发，十分精干，负责给党在上海的情报部门保管经费，并根据组织指示做贸易，获利颇丰，还7次从大乐支款作为革命经费。”

顾倬云回忆，即使1944年被日本沪西宪兵队刑讯拷问，经多方营救出来后，朱枫仍会买时装，烫好头发，“掩护身份，解除敌伪怀疑”。抗战胜利之前，仍以体面的形象为书店和地下共产党的商业机构工作。另一个家庭关系是朱枫的同父异母妹妹与妹夫，一直为国民党中统工作，朱晓光提到：“很多情报都是麻将桌、饭局上传递。”1945年朱枫由徐雪寒介绍秘密入党，调离书店系统，加入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和情报部门。

1945年2月在上海，经徐雪寒（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史永（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二人作介绍，朱枫被批准为共产党员。在上海党所经营的商贸、金融单位工作，周旋于财经和国民党党政军警上层间。

1946年4月一直在华中局做情报工作的徐雪寒，从山东到上海筹建一批合法企业，秘密采办物资管运输。朱枫在联丰花纱布公司主管财务，此后开办鼎元钱庄，还邀请沙孟海题写了牌匾。“因为公司业务和情报关系，她与商界、政界人物都有接触。”刘人寿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在很多1946和1947年的回忆文章里，都提到朱枫为地下党做经济工作的事，直到1948年她去香港加入地下党办的“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1948年，朱枫又奉派到的香港合众贸易公司实际上也是党的秘密机关。朱主要仍作统战及情报工作。

1941年，她的丈夫朱晓光随新四军遭遇“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关在上饶集中营，朱枫3次以“周小姐”的身份，凭借上层人脉进入集中营探监，“特务们围站着，朱枫一个人坐着，谈笑风生”。“周小姐”摆出“富家女”的架势，打扮时髦，探访都有集中营的特务领导接待。“她讲其抗战后期大后方交通闭塞、盗匪横生，又说若是没点钱和势，简直别想去重庆。还送来了大量的奎宁等药品和食品。又以指导员（指特务）名义假意要我悔过自新，我们使眼色和语气，明白对方的用意。”朱晓光曾专门写文表达对朱枫的感佩。

她与前夫的女儿朱晓枫被母亲托付给“台少团”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朱晓枫跟随以台湾人为主的台少团回到台湾。“那时我们很吃香的，都是抢着来请我们的同学去做老师的，因为台湾多年被殖民，只会说台语和日语，国语一点也不会的。”朱晓枫只记得台湾“虽然物质条件还可以，但是乱得很，地上都是日本人丢下的东西，和服什么的满大街扔”。

朱晓枫根本没想留下，只几个月就回到了上海母亲身边。“我和母亲一起住了几个月，是我们在一起最长最温馨的时间了，但是我想去解放区，母亲也是这意思。”

儿子朱明则从小跟随陈宜长大，长到十来岁还以为陈宜是自己的母亲。10年间家国动乱，朱枫给丈夫的信中越来越急切地盼望全家团聚。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朱晓光随野战军南下，已在上海，任新华书店经理。谌之已接调回上海工作的通知，即可和夫君子女欢聚。

此时，为早日攻取台湾，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总参谋部急需选派干员赴台湾，在蒋介石统治心脏做情报联络。考虑到朱谌之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机智灵活。更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掩护条件，朱作为继母，其女陈莲芳和婿王朴（王昌诚）俱系军统干部，王朴时任台湾省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谌之妹和妹夫都在台蒋情治部门工作。决定委朱此项重大绝密使命，谌之毅然受任。

1949年11月25日，朱自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轮赴台。按上级约定，朱先和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台湾彰化人，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接头。随即，朱和台湾国防部主管参谋、作战的次长（副部长）吴石中将秘密会见四次，传达上级党接应解放军的指示。吴石向朱详细提供了台湾军事防务绝密情况，并交朱有关台湾战备防御抗登陆计划、大小金门兵力、兵器配置几文件胶卷。朱迅将文件，照相胶卷，由专任交通员送香港；不久，它就由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妥收运用。

进入1950年初，朱在台使命已全完成，正将动身离台返香港回上海。1950年1月14日，她托一富商朋友带信上海家中，只一句七个字：“凤（朱原名桂凤）将于月内返里”，她朝盼梦忆的在已解放的祖国大陆与亲人团圆，迅可实现。此时全国大陆已解放，面临人民解放军势将大举攻取台湾，台蒋情治特务部门加强侦缉活动。从各种线索及邮检动态追寻共产党活动踪迹。蔡孝乾在高雄被捕。保密局从蔡的笔记本上查见有吴石的名字。蔡当然知道吴石与朱谌之曾会见过，但含糊应付，那时候，以抓到“台湾共匪巨首”，保密局内上下争功，情特各部竞相插手，蔡孝乾乘机以引导捕人为由，于1950年1月6日夜间从台北市武昌街人群中逃跑，蔡脱逃后，迅即设法通知朱谌之快逃，吴石派其副官聂曦中校送朱“特别通行证”，朱搭乘军运飞机先逃至舟山；再设法逃回上海（舟山是1950年5月17日才解放的）。

舟山，是谌之旧游故地，本来，以渔商公会会长之女，乘帆船船赴上海并无难办。可奈其时登步岛战斗后，国共两军隔海对阵，战争气氛紧张。舟山本岛有国军四个军军部驻屯，岗哨密布，特务四出。朱乃装病，住进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以待机。而特务魔爪追踪目标，1950年2月18日（农历新年初二），谌之为保密局浙江站少将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政府警保处长兼舟山防卫司令部稽查处长庄心田所捕获，朱曾吞金项链自杀，被敌发现，未成，旋被用军机押送台湾。

原先保密局从蔡孝乾笔记本查见吴石名字，仍仅是怀疑；所以，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只略提及。而毛向参谋总长周至柔回报较详细，周令毛人凤先侦查求证。有专案小组组长谷正文少将（香港机场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欲炸死出席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就是谷正文所策划指挥）访吴石夫人，伪称自己是吴石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老部下，多承老长官提拔照顾……以关心为幌子，骗、诈、套知吴石曾会过朱女士；迨蔡孝乾逃脱后在嘉义县奋起湖再被捕，在保密局刑讯加利诱下，这个有着25年党龄、参加过2万5千里长征的家伙终于变节，彻底叛党投蒋供出一切。

军统大特务庄心田、谷正文都著文，大吹自己如何破“匪谍”为党国立奇功。庄心田少将文称：“缘三十九年（1950）2月间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为匪谍案之破获，其重要交通女匪朱谌之即在定海捕获，该女匪曾图吞金自杀，经急救后解台……始将吴匪案中嫌疑犯全部就逮……”

保密局的报告提及朱谌之时，写道“……（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在海南岛、舟山群岛解放后的1950年5、6月，正是台蒋统治集团风雨飘摇，害怕中共渡海来攻惊恐万状之时，乃大捕大杀施行白色恐怖。

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被绑赴台北马场町刑场，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英勇就义，终年45岁。

吴石、陈宝仓两将军及聂中校同时壮烈殉难（李友邦中将于1952年4月22日遭枪决），策动汤恩伯的浙江省主席陈仪于6月18日被枪杀于马场町，陈仪曾主持台湾受降。

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

“文革”期间，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因在台湾少年团呆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但她无法忍受对母亲声名的污辱，开始写信给组织要求予以澄清，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由罗青长主持，他转达了邓颖超对朱先烈的怀念并对其后人表达亲切慰问，海峡万里且为忠魂舞，与会人士纷纷表达对女杰朱谌之的深切缅怀和敬意。

1994年，镇海中学田径场扩建，在周围百余户民宅即将拆迁时，学校领导了解到其中有朱枫烈士的故居，于是千方百计保存了这幢小楼，进行全面整修，建立朱枫烈士纪念楼，现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