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张国产高质量感光相纸是林希之研制生产的汕头“公元”牌

年轻的林希之决定了“要在感光材料方面为中国人争一口气”。然而在文革中，他的生命与事业都走到了最黑暗的尽头。

1949年6月2日，中国第一张原始性氯素相纸在广东汕头市德兴路86号一间简陋的化学实验室里研制成功，研制人是时年28岁的林希之（1921－1969）。

林希之原名林应熙，出生富商家庭，他的祖父曾代理英商太古公司船务，在汕头市创建“太古南记行”。林熙之1946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就读。念书期间曾有一个外籍教师在他面前讥诮过中国工业的落后，这件事一直刺痛着他的心。他说：“外国人能做的事，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做吗？我一定要在感光材料方面为中国人争一口气。”1948年，林希之回到家乡汕头，专心致志地开始了感光化学实验工作，筹办起“公元实验室”。他追捧的偶像是美国企业家乔治-伊士曼，后者在1886年发明了卷式感光胶卷，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照相的历史。林希之和几个同好者，因陋就简地筹办起 “公元实验室”。“公元”这个名称带有创世纪的气质。实验室没有经费，林希之就制作一些西药卖给药房，以补充时需。

上海解放后，林希之的不少亲戚都外逃出国，他却决定留下来，报效新中国。

1952年10月，公元实验室制成中国第一张性能接近进口相纸的感光印相纸。次年4月1日，中国第一家感光企业—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建立，林希之任副厂长、总工程师。1954年7月，私营的公元厂第一批参加公私合营，林希之设计研制成功“空气调理干燥法”生产工艺。1956年，公元厂成功组织研制了黑白胶卷、黑白电影正（负）片、黑白高速照相胶片、X光胶片、印刷制版系列胶片和水溶性正型彩色电影正片。正是在林希之和公元厂的努力下，中国靠进口照相感光材料的局面从此逐步扭转，不久便有相纸、胶卷出口远销国外。

林希之身体羸弱，早年患上了肺结核病，繁重的科研和经营工作更是让他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近乎伤残。他的夫人回忆，林希之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由于右臂无力，经常会从车上跌下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又继续赶路。这在汕头，竟成一景。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既有外侨关系又是“反动权威”的林希之从一开始就遭到残酷迫害，他被关进“牛栏”，一次又一次地抄家，科技资料被销毁，器材被砸烂。生在他喉头的一颗恶瘤日渐增大，后来竟像鸡蛋一般，使他难以进食，时常吐血、盗汗、痉挛、昏迷。

1969年6月，看守的人怕他死在“牛栏”里，就把他放了出来。林希之一回到家，就忍着剧痛，又埋头工作。他把家中的几个收音机拆成零件重新组合，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研究一种提高软片感光度的新技术。

10月，48岁的林希之在自家老宅楼梯下一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去世，他的生命与事业都走到了最黑暗的尽头。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完成任务。”

至1980年代，汕头公元的主要产品已发展至黑白相纸、人相胶片、胶卷、X光胶片和印刷制版胶片等五大类42个品种，相纸产量居全国首位。1986年，国家投入9亿多元巨资，公元引进了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彩色感光材料生产线，但由于种种因素，投产不到一年就陷入停产、半停产困境。到1990年代初，公元负债高达48亿元。1994年，国务院作出决策，公元以1.8亿美元的价格将彩色生产线转让给美国柯达公司，而柯达的创始人正是林希之的偶像—乔治-伊士曼。2005年8月，柯达因连年亏损，宣布永久关闭公元厂。

2003年，财经作家袁卫东受柯达邀请，撰写一本关于柯达在中国的书籍。他到汕头采访，意外地“发现”了久被遗忘的林希之。他在《跨越》一书中写道：

“在木棉花盛开的初春，穿过脏乱的露天市场来到民生路24号，这是公元创始人林希之的故居。我们几乎难以辨认，因为那里几乎是废墟。我想起一个月前，在罗切斯特飘雪的清晨，一行中国记者参观乔治-伊士曼故居的情景。传记中关于伊士曼故居的描述，都静静躺在那里，仿佛时间还停留在一个世纪前充满风琴声的日子。而在房间里静静绽放的白色康乃馨和雏菊，让我莫名的感动。在那里，我感到的是对缔造者的感激、尊重。而在这里，是苦涩，是对历史惊人的遗忘和冷漠，甚至是践踏一代中国人的悲情。”

后来的中国人不应该忘记林希之。这个性情温和、命运悲惨的客家人曾为中国的感光相纸事业贡献过自己的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