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有全世界最大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王陇德，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国家卫生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现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组”首席专家、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他长期在公共卫生领域从事行政管理、流行病学和公众健康促进专业研究工作，提出并领导组建了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研究提出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血吸虫病控制新策略；提出并组织实施了全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和持续贡献”奖及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结核病控制“高川”奖等奖项。

在甘肃和鼠疫（鼠疫位居强制管理传染病之首，被称为“1号”病。染上鼠疫，最快24小时可致命，与鼠疫患者近距离接触者的感染率几乎达到100%）斗争12年后，1995年王陇德出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分管医政，此时正值河南非法采血艾滋病大感染；2003年SARS疫情暴发，在两名正部级高官被问责的风口浪尖，他被调入控制小组……他被视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重大事件和决策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2013年11月，SARS已过十年之时，王陇德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谈及他亲历的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关键时刻：1996年曾有卫生部疾控专家扮成采血商人，踢爆河南惊人的艾滋病疫情，推动当地一夜扫清地下血站；2004年卫生部推行全国重点人群艾滋病大筛查，在国际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推广高危人群干预小组和美沙酮诊所，最终成为国际样板。

世界最大网络直报系统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知道是你提出并推广了基于互联网的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病例直报系统，彻底改变了50多年来医疗机构使用纸质卡邮寄报告的落后模式。当时的疫情监测是怎样的机制？你又是怎样“发明”出这个网络直报系统的？

王陇德：我是2003年4月15日接到通知，加入SARS控制的领导小组。

进入小组前我就听到一些情况，到了小组就开始研究为什么流行成这样。研究发现，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感染了多少人，到底谁感染了。

我们以前的报告是通过邮局投递。医院诊断了一个病例，就填写一个纸质卡，医院收拢再送邮局，寄到县防疫站；县防疫站每旬汇总一次，辖区有几个什么类型的传染病病人，报给省市防疫站；省市防疫站每个月汇总一次，再报给中国CDC。这样一个月以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几例什么传染病，但是具体是谁、在哪里都不知道。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这种体系可以应付流行疫情吗？

王陇德：以前的老的传染病因为我们已经建立起了防疫屏障，不会引起大的流行，所以这样的体系也能凑合解决，但遇到SARS就不行了。

当时连病原体都不清楚，没有办法建立免疫屏障保护易感群体，所有人都是易感群体。

所以我们当时就研究，要控制这种急性传染病，就必须知道病人在哪里，得知道他做过流行病学调查没有，周围有多少密切接触者。要切断传染，就得医疗机构一诊断，我们马上就知道。

当时医疗机构的信息网络系统已经比较普遍，很多医院都在网上写病历了。那我们能不能把这块接过来？能不能设计一个电子病历报告卡，借用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网络马上就能知道？

我80年代去美国学习，美国就是用这一套做信息搜集。当时我的导师在美国做了100万人的肺癌调查，全部数据在计算机里，我就用计算机里的信息来做分析。

因为出去学过，知道这个系统非常有用。现在我们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医疗机构都有自己的网络，国家给疾控中心有一笔费用，我们不需要再有多大的经费投入，主要就是一个集成。

我把信息中心主任叫来一说，就这么做了。诊断后一上网，马上就能知道—病人在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乡，这个病人的门牌号码、性别年龄，他的密切接触者有哪些，哪些有症状。

5月份我借用中科院的地理信息系统，亲手画出了第一张SARS病例分布图，把这个图拿出来，去山西、内蒙古一些省份培训，开会讲我们怎么去发现去控制，怎么去寻找病人的上家和下家。

到了5月下旬，新发病例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个系统里找到的接触者和疑似病例，都是可控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系统现在推广运用如何？

王陇德：这个系统在SARS之后推广到艾滋病、结核病、精神病和中风病人，也都建立了直报防控网络。

以前我们的直报系统都是做传染病，一些慢性病没有统计资料。现在这个中风直报系统，是全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慢性病筛查和干预系统。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已经筛查了280多万，危险因素在哪里，采取了什么措施，都有记录。

我们的艾滋病防治综合数据信息系统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全国性艾滋病综合数据信息系统。2007年到2012年，全国参与艾滋病检测人数从2320 万人增加到10130万人，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从48074人增加到8243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