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洋人外交官是清朝驻英公使英人哈里代-马卡尼
这样重大复杂的使命，当然不是曾氏一人能够完成的，他率领了一个精悍的外交人才队伍，马格里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出使俄国之前，马格里陪同曾纪泽与英外相密商，请英国支持中国的这次外交谈判，希望谈判“遇有争辩相持之际，望英使之驻俄都者从旁婉劝俄延”。(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光绪六年四月廿五日；见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这就是与英国商量联手牵制俄国。这个要求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应允，因为英国在印度、中亚的利益正需要中国对俄国的牵制，英帝国也必须维护其在华势力的均势走向。赴俄国谈判期间，中国官员与英、法驻俄公使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络。正因为具有这样的围际政治形势，也正因为中国公使曾纪泽很好地掌控了这场外交斗争的有利国际形势，才有可能“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
在与俄国商改伊犁边界条约谈判中，这位洋参赞的表现我们从曾纪泽日记中可以寻到一些痕迹。光绪六年（1880）七月初二日曾氏在日记中写道：“清臣来，久谈。与之展阅中、西地图，考核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诸境。”日记中的“清臣”是马格里的表字，同僚和朋友间经常称呼他的这个别名。七月十五日曾纪泽日记写道：“与清臣谈极久，阅俄人所刻土耳吉斯坦暨伊犁等处地图。”虽然日记中仅寥寥两笔，其辛勤工作的情形已跃然纸上。又，十六日日记：“将译署奏定准驳约章，用三色笔批于随身条约之上。与清臣、日意格谈甚久。”日记里说的“译署”指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日记里说的另一个洋人顾问日意格(ProsperMarieGiquel，1835-1886)，是个法国军官，经历与马格里相似，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军来华，也参加了镇压太平军，以后协助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福建船政局，被任命为正监督，是中国近代海军的一位重要创建人。
他当时也作为曾纪泽的随员一同赴俄，显然在出使俄国的谈判队伍中很需要他这样的在中法之间能够起牵线协调作用的洋参谋，与马格里在中英之间所起作用一样。关于这两位洋人，郭嵩焘曾经作过比较：“日意格随沈幼丹办事有年，一切体式优于马格理(里)远矣。”(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光绪三年四月初三日)然而曾纪泽二人并用，各取其长。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曾纪泽日记：“摘录初五谕旨，因纪泽致俄外部文牍，未将应驳诸务全行商改，俄派使赴华，至清臣、日意格处，将前此所拟商改全约之牍，修饰数处。”这是说俄国企图绕过中国钦差这个强硬谈判对手，直接去北京找总理衙门的大臣去谈，于是曾纪泽赶紧找马格里和日意格商量适当的妥协办法；同时要求朝廷坚持在俄都圣彼得堡谈判。八月廿九日日记：“核改致布策函。阅昨日问答节略。至清臣、日意格处谈甚久。”布策是俄国驻中国公使，因中方的坚持，他终于被召回国与中国钦差大臣具体商改边界以及通商条约。九月初一日记：“清臣、霭堂、日意格来，商订致布策函良久。”此时谈判已初见成效。九月初五的日记里说：“至清臣室，与曰意格查对地图极久，补编电寄译署，四十七字。”这是向北京总理衙门发电汇报谈判的进展以及初步结果了。三个月后，曾纪泽经接到圣旨，通过了他们商改的条款。廿九日日记：“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偕二人至余室，商所改通商章程稿，”此时已临近除夕过年了。光绪七年元月初二日：“至清臣、日意格室商改条约章程。”十一日：“清臣、日意格来，商议约章字句。核阅条约稿。”(以上均见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从这些极其简略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这样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1881年春节；同时也能想象在130年前，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势下，中国的外交官员们是怎样艰难地抵抗沙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吞吃我国北疆领土的。
曾纪泽没有埋没马格里的功劳，多次向总署以及英国政府为他报功请赏。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马格里获得了英王奖赐的三等宝星。在郭嵩焘属下时他还只是一个英文翻译官，而此时他已是二品顶戴总领事衔二等参赞了。曾纪泽卸任之际，还致函英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请英王奖赏马格里二等宝星。
马格里跟随曾纪泽七年，不负出使大臣向朝廷请赏奏折里对他的“办事实心”这句表扬。尤其可圈可点的是襄助第四任驻英公使薛福成(兼任驻法、意、比三国公使)与英国政府谈判，为签订中缅边界勘定条款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薛福成日记中录存了马格里为争中国属地的谏言：
二十四日记马格里来信云：
英虽战胜缅甸，此地不归英属，昔曾侯已明告外部，今中国若不欲失管辖之权(此地即穆雷江之北，厄勒瓦谛江之东)，现在必须竭力索问。此处即出翡翠之地，虽非尽中国人，却皆中国一类之人；风俗教化衣服，皆与中国同。中国可云：“向归我辖，现仍欲管辖下去”，必能有效。从前中国四面皆有属地。今则俄在北边，既辖黑龙江大股之地，又欲觊觎喀什噶尔之西；朝鲜已为自主之国；日本灭琉球；英人踞缅甸；法人取越南；暹罗不肯再进贡中国。中国所有属地，仅余西藏而已。非中国之不能管辖各地，实由中国于边界之事，太不加意。甚可诧也。(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
所谓“非中国之不能管辖各地，实由中国于边界之事，太不加意。甚可诧也。”这话可说是对于当时总理衙门诸大臣的批评。马格里的这一番言论与薛福成的想法甚为合拍，于是薛特记录了下来。薛福成十分清楚洋务大臣的颟顸愚钝，因此他叹息道：“安得识洋情、有风力之大臣，久居总理衙门而一挽此习也?”(《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日记)并认为：中国欲图自强，必自精研洋务始；欲精研洋务，必自整顿总理衙门始。
薛福成在马格里的得力辅佐下，与英政府经过艰难谈判，终于勘定滇缅边界。签约当日薛福成在日记中记道：“自壬辰闰六月接总署电音，与英外部商办滇缅分界通商条约，发轫之初，势甚凿枘。又有印度部掣外部之肘，印度总督又掣外部、印度部之肘。凡关系紧要之件，往往既允复翻，无从得其要领。余督同参赞马格里，相机理论，刚柔互用，稍稍使就范围。”(同上书，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这就是一个英国籍的驻英中国外交官员的立场。从赴俄参加修改重订伊犁条约，到积极筹议续订中英滇缅边界及商务条款，这些在清季外交史上非常少有的亮点，均包含有这位中国的洋外交官的劳绩。他效忠于所服务的国家，为自己所代表的国家的权利与西方列强包括自己的祖国英国进行针锋相对的论辩，“相机理论，刚柔互用”，充分发挥了其外交才干。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使他获得了中英两国政府的褒奖。
但是也正因为他对于清王朝的愚忠，对于一切颠覆分子、乱党(革命党)，当然绝无同情，这种职业道德使他缺失了“遍布英国的宽厚的公德精神”(孙中山《伦敦被难记-致各报编辑》中语)，尤其是使他丧失了作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博爱精神，竟然干出了违背国际公法、滥施外交特权，置人身保护权于不顾的阴谋勾当，其“奴才走卒”、“愚谬专擅”之本性暴露无遗。从这一面来说，郭嵩焘的眼力则比曾纪泽锐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