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组织的水上救捞发生于江苏镇江
世界上所公认的最早的有组织水上人命救助活动，发生在900多年前的镇江（今江苏省镇江市）西津渡。
镇江是最早开展义渡救生活动的地方，以镇江救捞船——红船为象征的义渡救生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中国镇江救生博物馆位于镇江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的清代京口救生会旧址，现为中国镇江救生博物馆，里面的文史资料可对整个中国的救捞历史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知。
西津渡位于镇江市云台山北麓，北临滔滔大江，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下游最重要的渡口之一。西津渡不仅是重要的军用码头、繁忙的客运渡口、为民众服务的义渡码头，而且有世界上最早的救捞机构，以及古代南北驿道的咽喉之一。六朝以来，随着渡口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西津渡古街。街道条石上深深地刻有车轮磨砺形成的车辙印迹，古街两旁酒肆、客栈、商店林立，文物古迹众多。西津渡的保护与开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
历史上镇江城区的渡口有西津渡、京口渡(甘露渡)、石公渡、焦山渡等，但以西津渡最为著名。西津渡由玉山渡口(又称大码头)和小码头等组成，其中玉山渡口历史最悠久，是西津渡的主体，小码头在义渡和水上救助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西津渡的主要功能有以下几方面:
军用码头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镇江地处“吴头楚尾”，吴楚之间发生过多次战争。吴国曾派大军由蒜山渡过江，吞并了邗国。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6年筑邗城，开凿邗沟沟通江淮，以便北上伐齐，争霸中原，蒜山渡就是吴楚两国之间的重要的军用码头。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起义，项梁率领江东八千子弟兵北渡长江，继而渡淮，“军下邳”。汉景帝三年（154）吴王刘濞联合同姓王发起“七国之乱”，失败后与其部下数千人自广陵(扬州)渡江，由蒜山渡上岸，败逃丹徒。东晋末年，孙恩率”战士十万余，楼船千余艘”，由蒜山渡抢登蒜山，被刘裕打败。唐代，镇江是海军节度使驻地，李德裕在西津渡设营巡逻。
南唐时，烈祖李昪率领润州驻军由西津渡北渡，平息了广陵之乱，取得了南唐天下。南宋时，这里是抗金的前沿阵地。陆游经过镇江时，在西津渡“两日间阅往来渡者，无虑千人，大抵军人也。”抗金名将韩世忠“募海船百余艘进泊金山下”，大获金人“大王舟千艘”。
客运渡口
秦汉时期，长江下游在广陵和丹徒之间的南北渡运航线已逐渐稳定。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北方人民大量渡江南迁，仅213年一次，淮南人民自广陵等处渡江至江南的就有10余万户。两晋、南北朝时期，西津渡已发展成为广陵与丹徒之间的主要客运渡口。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东晋王朝南迁建邺（南京），都有大量北人南渡。东晋时在京口安置的侨民就有22万。唐朝的“安史之乱”，南宋初的“建炎南渡”，逼使成千上万的北方人经西津渡等处南下。
西津渡北对瓜洲，东达海口。唐代，润州是江淮漕运重镇和商货中转港口。“西津渡乃南北冲要之地，江浙闽海物货悉由此以达京师，使命客旅，络绎往回，日不暇接”。镇江漕运呈现“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沿流一万家”的景象。西津渡渡客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客运从带货兼搭客的运输方式中分离出来。开始大多为民间客运，船民自备渡船，向搭渡者收取少量船费，渡船行驶的路线也不固定，完全根据渡客需要。唐代李德裕在润州任职时，江南等地有许多人由西津渡过江到亳州求”圣水”，一天有三五十人。每日有”苏常百姓”百余人由此渡江到泗州戒坛落发，“意在规避王徭”。
西津渡为官渡，宋代有渡船5艘。元延佑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硅一次就添置15艘渡船，增加艄工和水手，船上各立旗号，标明艄工姓名。各渡船官收船资，艄工和水手不许向渡客收钱。政府还规定:路、县正职官员必须每十日一轮，亲自到渡口巡检，禁止民间小船私渡，以保证渡运安全，查处滥用职权、勒索渡客钱财的渡口监渡官吏。元泰定二年（1325），革去滥设的监渡官吏，加强管理，改变了渡口混乱情况。明正统年间，江南巡抚周忱造大船两艘，增用30多名水手，并建造一座30多丈的石堤，从渡口直伸到江边，方便船只停靠和渡人上下。此外，西津渡还担负着免费搭渡往来官吏公差及老幼贫民的任务。明万历年间，丹徒知县庞时雍在渡口悬榜立石:凡遇大风，一律封江禁渡，渡船各立旗号，限载乘客，以防造成船只倾覆。清光绪年间，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大刀阔斧地整顿水运管理，裁撤一批贪官污吏，抓获不法歹徒，对各漕帮间的纠纷和不法行为采取“有犯必惩，有惩必重”的措施，并动用军队加以防范，扭转了镇江水上运输的混乱局面。
义渡码头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一些无家可归的散兵游勇流落到镇江充当“船民”，实际上干着谋财害命的土匪勾当。商旅深受其害，地方官员也束手无策。同治十年（1871）9月，浙江余姚商绅魏其寿等”五君子”出资设立义渡，在官府支持下，创建了“瓜镇义渡局”，总局设在西津坊小码头，在江北的瓜洲和七濠口设分局。并在次年造帆桨大船10只，在小码头与瓜洲、七濠口之间往返对渡，不取渡客分文。1872年在小码头东侧建造待渡亭，并在江岸植柳。
义渡局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全体员工都要遵照执行。规章制度主要有两点，一是渡运有明确的时间规定，黎明开渡，上灯止渡。一年中只有农历腊月二十一至除夕准许夜间开航。平时如有特殊情况，经报急，分局值班人员查实同意后，也可以夜里开渡专送。二是渡船规定载客人数，保证航行安全。每船一般以20人为限，最多不得超过30人。遇到风浪大作时，兼作救生，极大地方便了南来北往的过客商贾，也保证了渡客生命财产安全，真是功德无量。义渡坚持了近80年，每年渡客约有50万人次。
江上救生
长江江面开阔，南来北往的船只必须经过兀立于江中的金山，而金山周围“盘涡漩激，……险恶尤甚”。江面每遇大风，波浪汹涌，樯倾楫摧，船工及渡客呼号之声惊天动地。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镇江郡守蔡洸在西津渡创设救助机构，“命置巨舫五，仍采昔人遗制，各植旗一，以利、涉、大、川、吉为识”（《至顺镇江志》卷三“西津渡”）。制定规章制度，限定载客人数，使西津渡的渡船收有数，发有序，也能抗御风溺之灾。这是是镇江最早的兼具官渡与水上救助的机构。
元延佑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珪一次就添置15艘渡船，增加艄工和水手，船上各立旗号，标明艄工姓名。明正统年间，江南巡抚周忱造大船两艘，增用30多名水手。元明时期各渡船也兼有救生职能。
明崇祯年间，兴化绅士李长科，在玉山下建“避风馆”，超岸寺僧长镜主之，其徒达己在寺内增造楼宇，供渡江旅客憩息待渡。他们又募捐建造了10艘红船，僧民结合从事江上救助工作，时间长达50年之久，直至“京口救生会”成立。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5），京口蒋元鼐等15人成立了“京口救生会”，专门从事打捞沉船和江上救生事宜。它既是民间士绅兴办的慈善机构，也是民间兴办的江难救助机构。这一义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也得到政府官员的资助和关心。丹徒县令冯咏常在大风天气，到小码头亲督救生红船巡江。
为保证西津渡航运安全，1923年镇江与瓜洲绅士倡议开创轮渡，在马隽卿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普济轮渡局”，购买“普济号”渡轮，开创了近代渡运事业。经历了220年的“京口救生会”，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镇江水上救助活动从南宋至民国初，历时830余年，功德无量，影响深远。受其影响，在江西、安徽、湖北、四川以至整个长江流域，到处都有救生红船进行救助。创立于南宋的镇江西津渡救助机构，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水上救捞机构。
驿道咽喉
唐代是一个统一强盛的朝代，运河与驿站的畅通，大大增加了交通运输的便利。当时最重要的驿道是从长安经洛阳、汴州到扬州，再渡江至润州、常州、苏州，再延伸到杭、越、明等州，这些驿道和商路是一致的。驿站具有递送公文、接待使客和承担运输等功能，长江南岸的西津渡地处古代驿道贯通南北的咽喉部位，当时镇江著名的驿站有城南的通吴驿和丹阳的云阳驿等。宋代，驿铺组织较为严密，按军事编制，各驿铺的铺兵配备较多。驿传保证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后方与前方的联系。
元代驿传很为发达，到1279年，全国驿站总数达1500多处。元代镇江路为江南驿传孔道，呈现一派”送往迎来，辙相结而舻相衔”的景象。元初，镇江地方官奉命于”云山闸□”(今西津渡)设立”西津浦”驿站，并修复了遭战争破坏的丹阳驿、丹徒驿、云阳驿等宋代驿站，并新建了不少驿站。
明代，驿传功能有所增加，除官府文书外，还包括递送各种贡品，押运逃军、补役军丁，甚至押解要犯。清代，镇江驿传数量增加，承担了政府要文、贡品、土特产等皇家专享的奇珍异品的递送任务，还创造了一昼夜奔驰600-800里的奇迹。晚清时期，轮船、火车等先进交通工具的使用，位于我国南北驿道咽喉的西津渡镇江驿的功能也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