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佛教僧侣规范由东晋道安大师所创

道安（312—385）大师，是东晋、前秦时的高僧、翻译家。在佛教汉化、中国本土化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市）人。12岁出家，从佛图澄（232—348）受业。

东晋兴宁三年（365年），为避兵乱，和弟子慧远（334—416，净土宗初祖）等500余人到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

太元四年（379年），前秦苻坚派人攻下襄阳，道安被送往关中，住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城内五重寺，领众数千人，宣讲佛法，并组织翻译佛经。

它主要的佛教贡献：

一、在襄阳创立佛教般若哲学理论体系，为佛教中国化开辟独立发展的道路

释道安大师公元312年出生于河北安平（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市安平县），从小就受到磨难，所以他十分珍惜生活，读书刻苦用功。15岁就通达儒、道经典文义，18岁出家，24岁投身于时年达104岁的佛图澄大师门下。他与师父年龄相差整整80岁，但师父一见到他就感到这个年青人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可造英才，对他恩爱有佳。然而，出于师门的他，后来却又与师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弘法的亲身经历中，他深知佛教教化在一定的情况下，奇异的变化莫测的法术虽然是一种重要手段，可以打动某些统治者和下层人民，但却不能吸引士族知识分子的心。它必须有哲学理论，阐发教义，满足人们在思想理论和知识上的要求。

道安大师在襄阳研究佛学，注经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研究般若（般若，读音“波惹”，梵语的译音。或译为“波若”，意译“智慧”）学，使印度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中国开始有自己的佛学，是以般若学的兴起为标志的。道安大师在般若学的研究中，既注意从理论上创新，又十分注意从实践中将佛、道、儒三家在道德规范方面趋于融合。道安大师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情况宣传佛法，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老庄玄学语言，套用玄学贵无派本体论论证方法，创立了“本无宗”的般若哲学理论。这种理论能为东晋一大批上层知识分子所接受，使印度佛教和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相适应，转变为中国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转变为中国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从理论上确立了印度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使中国佛教理论体系自成一体，并成为东晋之后，中国佛教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中影响最大的一派学说，从而也使佛教思想逐渐发挥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襄阳也一度成为成为一座佛教圣地，声名远扬。

道安大师早在北方弘扬佛法就独树一帜，为众人所倾慕。来到襄阳后，由于襄阳的风土人情和一片祥和的境像、习凿齿的极力倡导和襄阳民众的大力支持及至东晋上层直至孝武帝的扶慰，道安大师在襄阳弘扬佛法更是名声大振。因此，也更加引起了北方前秦苻坚的亲睐。乃至因“文请”无望，于公元378年春，不惜发兵十万攻打襄阳，以武力迎请道安大师。

战争进行了一年多时间，因为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前秦符坚为要迎请道安大师而发起的，所以东晋镇守襄阳的南中郎将朱序母子和襄阳百姓，他们护卫的虽然是襄阳城，是东晋的国土，但所护卫的实际上也就是道安大师啊。我们襄阳人每每不忘“夫人城”，以“夫人城”为抗击战所留下的英雄业绩而引以为骄傲，实则也正是蕴含着为对人们所尊崇的道安大师及其所弘传的佛法的护卫而骄傲。佛法在襄阳的弘传和兴盛，襄阳成为佛法弘传、兴盛的一个发祥地，是道安大师的无量功德，同样也正是襄阳人民在历史上为佛法的弘传，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谱写了一首血与火的颂歌。

二、注重人才培养，适时分遣徒众，推动大法始行于天下

道安大师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度过了他的前半生的。在颠沛流离、千辛万苦的亲身经历中，深感为要使佛法教化，必须使其广传流布。所以十分注意在僧才的培养上下功夫，加紧人才培养，并适时分遣徒众，到各地弘传佛法。正是这样，对佛教后来在江南等各地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道安大师南下襄阳时弟子就多达五百之众，根据当时情况，道安大师就曾提出“教化之本，宜令广布”的论断，要尽量使佛教教化广传流布，才能使佛教得到发展。同时，从当时北方社会战乱和灾害频起、动荡不安的切身体验，道安大师也深切认识到，单靠僧团自身，既无法改变弘法的政治环境，也不易改变弘法的生活环境，佛法不离世间法，孤立传教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也又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要求僧团到了东晋辖地襄阳后，尽量取得朝廷和地方官府的支持。道安大师的这一主张，虽然与印度佛教原旨有一些背离，然而由于结合了中国儒家的纲常思想，后来在襄阳时也进一步得到了印证，是切实可行的。

道安大师在来到襄阳的途中，在河南新野时曾部署分派他在佛图澄门下的同学竺法汰、法和分别率一部分人去扬州、建康等地和四川去传法，至后来一起到襄阳的弟子剩下四百余众。而到襄阳后，僧团又有了很大发展。当前秦苻坚武请道安大师时，面对危急时刻，大师以退为进，化整为零，把众徒步分派到长江流域一带，在更广阔的领域传播佛教种子。派法遇、昙徽率一班僧众到湖北江陵长沙寺；僧辅、昙戒、道立率一班僧众到湖北松滋上明寺；慧永率一批僧众到江西庐山西林寺等，传教于山乡城镇，大法始盛行于天下。而慧远、慧持等被分派去江南布教传法。他们原本是去广东一带弘法的，途中经过庐山，见庐山清静秀美，觉得足以悉心如意，加上前几年来庐山的同学慧永的热情相邀，慧远决定在庐山立定，于公元384年建立东林寺。从此，在庐山东林寺开创了佛教又一个新天地。

三、统一僧尼“释”姓，开创中国佛教僧制，打开了僧团健康发展新局面

习凿齿在致谢安书中曾云，在襄阳，道安大师“师徒数百，斋讲不倦”，“而师徒肃肃，自向尊敬，洋洋济济”，进退皆规范有序。“乃是吾由来所未见”。这除了道安大师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外，与其依佛教戒律戒规，整顿建立适时的佛制规范，无不相联。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僧尼人数日渐增多。因此，制定适合汉地环境条件下的戒规以约束僧团，已是佛教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和必然，同时，由于道安大师到襄阳以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为此，道安大师到襄阳以后，抓住有利时机，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统一僧尼姓氏。道安大师之前，中土沙门皆依师为姓。皆凡天竺所来之人，便姓“竺”，月支所来之人便又姓“支”，安息所来之人便又姓“安”，弟子则依师之姓分而从之，直到道安到襄阳来后，又有很多人慕名而来，虽投师于门下，仍依旧沿袭旧姓。由于僧尼姓氏不同，而往往也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道安大师提出，“大师之本，莫遵释迦，乃以释命氏”。于是，“释”姓由此兴起，便成定式，千百年来始终为汉地佛教所遵行，至今不变。这对于巩固基于共同信仰的僧团组织，无形之中，发挥纽带作用，意义重大。

二是制定僧制，建立切实可行的佛门戒律。道安大师从僧团实际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戒规。他在整理《比丘大戒 》、《比丘尼戒本》的基础上，制定了《僧尼规范》、《佛法宪章》，其内容包括有三个方面：即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日夜六时的修行、食住的规定；半月举行一次的说戒忏悔仪式及每年夏安居结束时举行的“自恣”即检举忏悔集会的规定。道安大师所制定的《僧尼规范》，开中国僧制之始，为佛教僧团健康发展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自道安大师制定这些戒规后，天下寺院都奉行不悖，对后世规范影响深远。

四、编纂佛经目录，将佛经严谨科判，为佛教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

居于襄阳时期，道安大师在整顿僧团的基础上，先后又派出一批又一批弟子到全国各地收集佛经，同时还派出弟子慧常、慧辩等僧到天竺去求法取经，他决心收集各类经典，进行开创性地研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道安大师也又于公元374年编纂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佛经目录。为研究中国佛教的译经史，提供了可信可靠的史料，为后人继续整理佛教典籍也提供了极大方便。

同时，道安大师在对佛教经卷的整理传译的过程中，将佛经判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大部分，每部分又层次井然的分为若干小段。这种严谨的科判，也正是从道安大师这时开始的。佛教经典最初每部多有六种证信序–信、闻、时、主、处、众六项，以此来说明佛说此经的时间、地点、听众等要点。而我们今天的新闻学上的“六何”、科学工作者写实验报告、政府机关写会议记录的程序也与之非常相同。这种形式早在二千多年前，结集三藏的佛弟子们就已采用。道安大师集先圣之经验，对佛经进一步严谨科判，从而使佛教经典的科学性也就更趋于完善。

五、加强佛教寺院的建设，将佛教推向新阶段

道安大师在襄阳活动，由于其影响力甚大，从而得到东晋孝武帝、各地名士及襄阳民众各方面的资助。在整修白马寺的基础上，派慧远在附近甘泉洞又曾兴建了甘泉寺；在南漳如珠山还又兴建了观音寺（后改为如珠寺）；亲自在习凿齿栖隐地习家池后山兴建了谷隐寺；在襄阳城西龟山（后又为九宫山，今为真武山）下，利用当时富豪张殷在檀溪村所捐赠的一座大宅院，改建成规模宏大的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400间）。檀溪寺建成后，又同习凿齿在襄阳城西门外树立了一尊丈六铜制露天大佛像，“以镇海神，钟自鸣”，“其后水徙北遂成旷野”，后唐贞观中僧怀尝建寺，名为铁佛寺。 白马寺、谷隐寺和檀溪寺，都是道安大师当时弘法的主要道场，檀溪寺一时成为全国佛教活动的中心。谷隐寺背山面水，林幽谷深，风清日朗，历史上曾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唐代文学家段成式《题谷隐兰若三首》及北宋文学家并曾任襄阳知州的曾巩《谷隐寺》等诗，也是最好的历史的见证。

风若间云半谷隐，严西隐者醉相寻。草衰乍觉径增险，叶尽却疑溪不深。鸟啄灵雏恋落晖，村情山趣顿忘机。丹成成士过门数，叶尽寒猿下岭稀。 风带巢熊拗树声，老僧相引入云行。半陂新路畲才了，一谷寒烟烧不成。

岘山群峰外，窅然空谷深。丹楼依碧殿，夐出道安林。习地抱邻曲，虚窗潄清音。竹静幽鸟语，果熟孤猿吟。故多物外趣，足慰倦客心。但恨尘羁绁，无由数追寻。

历数等等这种种美好的诗情画意,缅怀大师的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创立所作出的丰功伟绩，我们将永远怀念释道安大师，也同样怀念襄阳的先辈们为佛法的弘传和护持所作出的贡献。

“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从这幅千古名对中，不仅展现了先辈们的高超智慧和博大胸怀，而且也集中表达和体现了襄阳僧俗信众千百年来为弘传佛法的心愿。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佛教中国化第一人暨汉传佛教创始人——释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千古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