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的思想，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的著名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一批著名的进步学者，都曾在这里工作或学习过。
至1998年5月4日，举行建校百年华诞时，北大已共培养了近20万名毕业生，其中许多人成为社会各界卓有建树的优秀人才，他们在影响和推动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科学文化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提到五四运动，不能不想到北京大学；提到北京大学，也不能不想到五四运动。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那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运动中，北京大学决然而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号，如霹雳，如闪电，惊醒了沉睡的神州大地。作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中国共产主义者最初活动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作用。
在那风雨如晦的几十个春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振兴而奋斗的天翻地覆的人民大革命中，北京大学留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一百年来，北大在我国现代科学教育发展史上地位突出，影响巨大。在这里聚集了许多科学巨匠、文化大师，先后培养了二十多万各类人才，创造了一大批重大的思想文化科技成果，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教育史、科技史、文化学术史上，一大批彪炳史册的英名：从毛泽东、李大钊、鲁迅、蔡元培到马寅初、周培源、陈岱孙、冯友兰、朱光潜、张岱年、王力、吕叔湘……都与北大有密切的关系。
鲁迅先生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北京大学诞生于19世纪末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为了救亡图存，一批仁人志士把目光投到教育上。1898年，光绪皇帝在变法维新的锣鼓声中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设立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各种新政多被废止，唯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自此，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国立综合性大学诞生了。
自第一任北大校长、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严复译《天演论》起，西方进步思想就被介绍到中国。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整顿校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面貌焕然一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马寅初、马叙伦、李四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和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云集北大，民主、科学精神日趋浓厚，北大遂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9年5月4日，北大率先举起反帝反封建大旗，在血与火的年代里，为唤起民众觉醒、挽救民族危亡贡献了力量，被公认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北大还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中国***诞生的衣胞之地和我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
自1918年始，以时任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为代表，北大先进知识分子成为在中国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力量。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8位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中，有6位出自北大；在仅有的53名党员中，有21名是北大的师生和校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斯诺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大的广大爱国进步师生发扬“五四”精神，从“三·一八”惨案到“一·二一”惨案，从“一二·九”运动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都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一所大学与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难以割离，是世所罕见的。一位著名大学校长曾说：“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北大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有优良的学术传统。
一百年来，各路科学巨匠、文化大师汇聚北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思想文化科技成果。北大历来开风气之先，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众多学科，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原子能、半导体等前沿学科都是在北大率先设立的。
创建于1955年7月的北大物理研究室，是我国第一个培养原子能科学人才的机构。研制“两弹”的主要科技人员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于敏、周光召等均为北大教授或毕业生；
1960年至1965年，由北大化学系教授邢其毅等参加，通过与中科院的6年合作，我国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获得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使人类进入了用人工合成方法研究蛋白质的新阶段；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北大计算机专业的科研人员冲破重重困难，终于在1974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百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为我国以后的计算机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第一任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新人口论”，成为后来我国制定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先声；
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编著的《当代哲学史新编》等等，由于其极高的学术水平，被列为全国高校统一教材……这些文化学术成果不仅对北大，而且对中国的文化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难怪人们称北大为“学术殿堂”、“文化重镇”、“人才宝库”。
季羡林（1911—2009）先生自1946年从海外负笈归来执教北大，执教近60年。历尽沧桑的季老生前谈起北大百年的光荣传统，感叹地说：“我历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各国同仁中是最爱国的，也许这是中国历史上边患太多的缘故。经过对北大半个多世纪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北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传统。民主与科学同爱国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北大自‘五四’运动高举‘德赛’大旗，锲而不舍地寻求民族图强之路，都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的。”
在北大校园内，有两尊铜像是师生皆知的。俄文楼和南北阁之间的草坪上，李大钊的半身铜像坐落在苍松翠柏中，他坚毅的神情，让人联想到他当年的凛然正气；位于钟亭西侧的蔡元培半身铜像栩栩如生，那和蔼的表情仿佛正与你交谈。它们被北大人视为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象征。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在北大任兼职讲师期间设计的北大校徽，一直沿用至今。圆形徽章中间，“北大”二字形同一个站立的人，代表北大“以人为本”、进步向上的精神。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中是这样评价北大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从北京大学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们不难辨别出这样一个高亢的主旋律———“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改革开放后，北大科研工作结出累累硕果，北大为国家、为世界创造了大量新知识、新技术。
在植物基因工程和基因分子调控研究等方面，陈章良教授的工作取得了卓越成就。
张青莲院士等合作测定的稀有元素铟、铕、铈等，被国际原子量委员会确认为原子量数据标准。
程民德、石青云院士等研究开发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杨芙清院士主持研制的“青鸟软件开发系统”、地球物理系的中国北方暴雨成因研究及其与国家气象局合作研制的“中期数值预报业务系统”等一批成果均获得国家重大科技奖励，对促进我国高新技术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北大文科领域也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东方学系季羡林教授的《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被认为是一部“我国前所未有的开创性著作”。
中文系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的《全宋诗》，是迄今中国最大的一部断代诗歌总集。
考古系的山西晋侯墓考古发现使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重大进展。费孝通教授的《小城镇四记》等论著，吴树青教授等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厉以宁教授的股份制理论研究，萧蔚云教授关于“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问题的研究等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北大历史上诸多“第一”中，由王选教授等研制的中文电子出版系统，使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告别了铅与火；北大方正集团公司也成为世界最大的中文出版系统开发和供应基地。王选教授说，北大把坚持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顶天立地”创办高科技产业，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途径，已形成具有北大特色的高科技产业格局。
改革开放后，北大不仅产生了方正集团，还产生了资源公司、未名公司、青鸟公司、维信公司……这些具有知识经济特点的产业集团不仅成为支持办学的重要财源，更重要的是，在开辟产学研结合的道路上，造就了一批具有科学家素质的企业家和具有企业家头脑的科研人员。
1998年“汉学研究国际会议”邀请到了300余位世界知名的汉学研究专家。这样多的世界大学校长和著名学者的聚会，在我国的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