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大学丛书是《北京大学丛书》

20世纪二十年代初，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攻击北大学风不正，徒有虚名。他说，北大虽然被社会上称为新文化的中心，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他举例说——我们大学里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共同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只出了五本，……《大学丛书》出了两年，到现在也只出了五大本，…….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

胡适提到的“大学丛书”，是指“五四”运动前后由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关于这套书，据《张元济年谱》记载：“（1918年）7月9日，应蔡元培邀请赴北京大学座谈。……后又参加《北京大学丛书》编委会。到会者为蔡元培、夏元瑮、陈独秀、王长信、胡适、章士钊。会上出示已成三书稿：《人类学》（陈映璜）、《心理学大纲》（陈大齐）、《欧洲文学史》（周作人）”。

这次会谈，无论对北京大学还是对商务印书馆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从北大方面来说，系统出版各学科学术专著，不但可以全面展示本校学术水平，也为日后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准备了条件；从商务方面来说，首开出版界与教育界合作的先河，这本身就是一项创举，无论是对于提升该馆出版物的学术水准，还是日后建立起与学术界长期的合作关系，均有重要的意义。

从当时会上酝酿出版的“已成三书稿”的内容看，它们均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开山之作，如陈映璜的《人类学》（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四”，1918年10月初版），被称为中国体格人类学的开山之作；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北京大学丛书之五”），亦是我国心理科学的发轫之作；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虽然他自己后来在回忆录里讲，是一部“杂凑而成”的书，因在北大开设“欧洲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两门课程，每周需写讲义二十张，这些讲义又经过鲁迅添改后交学校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著作仍是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讲义，更因其“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吴宓）而受到学界推崇。

从周作人的自述中可以看出，这些著作大都是在当时授课讲义的基础上编纂的，虽然都只是一些“急就章”，但编写并不马虎。这些学者、教授大都刚从欧美、日本学成归国，接受过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能够引入国外学术新动向、新观点，参之以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心得。因而这套堪称中国最早的“大学丛书”，确实起到了为彼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无可回避的学术重镇，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

胡适所说的“五大本”，除上述三种之外，还有胡适本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最著名的著作之一，这部书于1919年2月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出版。此书只出版了上卷，是胡适有名的“半部书”之一（他的另一部《白话文学史》也只出了上部，后来也一直没有续写）。书前有蔡元培先生所作序言，称赞这部著作有“四大优长”：一、证明的方法；二、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统的研究。蔡氏并谓此书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胡适本人对此书也颇自负，他曾说：“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底人。这一部书底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学问底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此书出版后，当时青年学子几乎人手一册，不出二月即再版，至1922年8月已出至第八版，对中国学界影响至为深远。

梁漱溟是当时激烈反对胡适的人，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他曾说：“我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与新潮流新思想相距甚远”，“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他的讲义也被列为这套丛书之五，于1919年出版，这正可以体现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包容并蓄”的学术精神。《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是梁氏的代表作之一。

胡适在那次演讲的最后说，“我们北大这几年来，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这方面贫穷到这个地位，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这个说法如果单就当时已经出版的“五大本”来说，却不免有些冤枉。“北京大学丛书”的“五大本”，虽然未能以量取胜，但从质上看，部部都是开山经典；反观今日学术界，虽然每年出版的学术论著多如牛毛，然而真正能称作精品者寥寥，遑论“开后学法门”的经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