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诸多“中国之最”的北宋科学家苏颂还是一位正直的丞相

该系列: 北宋苏颂 共 6 篇, 此篇为第 [part not set]

苏颂出身名门望族,他和与他同时代的苏轼、苏辙是同宗。公元1020年,苏颂出生在福建泉州。他的父亲叫苏绅,是个进士,做过州一级的推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市级干部;仕途巅峰时,做到朝廷的知制诰——这是直接为皇帝起草重要文书的要职;苏绅还出任过大宋朝的外交官,奉命出使辽国。但苏绅英年早逝,48岁时去世。当时的苏颂已27岁。

苏颂的母亲也是书香之后。苏颂的父亲因常年在外当官,所以苏颂儿时的教育,主要由他的母亲照顾。苏颂23岁中进士,与后来在北宋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王安石是同榜进士。中进士后,苏颂开始了他的仕宦人生。他一生活到82岁,几乎无疾而终。他与安徽有着“特殊的缘分”,一辈子三次来安徽作地方官。

第一次是中进士不久,即被安排在安徽的宿州当“观察推官”,主管案件的审理。父亲去世时,他已调任江宁县知县。

苏颂处事谨慎沉稳,深受百姓爱戴。他在出任江宁县知县前,江宁县每年交纳的税收或多或少,这主要是地方官从中偶有“截留”现象,也有的百姓瞒报、漏报人丁和田产。苏颂到任后,对这一现象予以关注。他在平时工作中,顺便了解老百姓的户籍地产等。到了秋天,他首先把自己的属下教育好,禁绝官员“黑手”;然后亲自到收税现场。有一个老百姓报出自家的收成后,苏颂突然插言道:“你家还有一个男丁和山南的田产,你怎么‘忘记’报了?”该百姓说:“我没有‘忘记’,而是我报的多,官家就收的多,往年都这样,所以我不敢报。”在场的官员一听,再也不敢“伸手”;百姓听了,也不敢作假了。

显著的政绩,使苏颂很快得以迁升,一直在馆阁编校文书,成为“京官”,而且一干就是9年。1061年,苏颂自己打报告,要求“外出”为官,并得到朝廷的批准,被派到颍州出任知州,再次任职安徽。

知州是一州的长官,钱、粮、工、刑都由知州掌管。苏颂在颍州一干就是3年。在这期间,宋仁宗驾崩。为了给仁宗修建陵墓,朝廷向全国发出急令,要求各地按照朝廷的“下单”,征集财物。一时间,征调物资十万火急,地方官员也乘机敲诈勒索,各地百姓嗷嗷待哺。苏颂立即上书朝廷,说:“仁宗皇帝的遗诏中,要求皇陵建设一律从简!现在,按照朝廷的指定征集物资,有的物资本地根本不产,而朝廷强行征集,这不是给百姓增加困难吗?”

苏颂一边上书为百姓请命,一边采取变通的办法:凡是颍州本地有的物产,他就照圣旨征收;如果本地没有的,他就以政府名义向别的地方采购。结果,任务完成了,而老百姓还不知不觉。

宋神宗熙宁年间,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为了聚集力量推动变法,王安石请求神宗破格提拔一名地方官李定,神宗答应了,然后指令时任中书舍人的苏颂起草破格提拔任命书。苏颂一看,这种提拔不符合“破格”的条件,就把神宗的指令封好,说明原因,退了回去。神宗见状,就把指令再次发到中书部门,叫轮流值班的宋敏求起草。结果,宋敏求也觉得不符合“破格”规定,也将皇帝的指令封退了。经王安石的强烈要求,神宗第三次将指令发往中书部门,结果又被轮流值班的第三位中书舍人李大临封退。三名中书舍人一致表示:宁可被撤职,也不做这种违反“组织程序的事”!

聪明的神宗感到这种办法可能行不通,就干脆直接召见苏颂,说“破格”任用李定,“不为越法”,指令苏颂“速为草制”。但苏颂还是不动笔。

宋神宗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说:“这一份任命诏书,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制作出来,这恐怕也是有罪的吧!”苏颂说:“坚持上祖的规制,这是为臣的操守!”

指令被第四次封退,宋神宗并没有气馁——他要宰相曾公亮去劝说,照旧被苏颂退了回来。最后,宋神宗可能是忍无可忍了,就将苏颂、李大临、宋敏求“中书舍人”的职务给撤消,苏颂重新回归到工部任郎中。

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三舍人事件”。

那么,苏颂等人五次拒绝起草文书提拔的李定,到底是个啥样的人物呢?

史料记载表明,李定为了升官,他的母亲仇氏去世,他居然不按照当朝的规定回家服丧,而是谎称父亲老了,回家稍稍看望,便又到官府。后来,此事被人揭发,他又谎称自己不是仇氏所生!因此被当朝人骂为“畜生不如”。后来,在王安石的庇护下,李定终于当上了御史中丞,他一手制造了报复苏轼和苏颂的一些案件,其中陷害苏轼的“乌台诗案”,将苏轼关进大牢,说苏轼“不学无术”;当神宗出面,将苏轼放出来时,李定又称苏轼是“奇才”。

历史告诉人们,李定是个不为做事业、只想当大官的奸诈之徒,也向世人昭示:坚持原则的苏颂、苏轼是正直的。

苏颂被撤职不久,便被重新起用。熙宁六年(1073),他被派到安徽亳州任知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来安徽任地方官。至宋哲宗时,苏颂当上了宰相。

苏颂在安徽为官时,留下了不少诗篇。他刚到颍州时,就写有这样一篇:校文摘三折,食贫岁四闰。君相嘉宿官,圭符假名郡。地望号优闲,公租稍充.,二遍逢甘旨,百口免饥馑。这是很有趣的,说他自己在馆阁一呆就是9年,俸禄微薄,连百口之家的生计都无法维持,这才向当时的丞相打报告,要到“基层”当差的,因为按照宋朝的规定,京官到地方任职,可以增加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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