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冬眠生理学的创始人是赵以炳
赵以炳，生理学家，教育家。中国冬眠生理学的创始人。曾在肌肉的渗透性，皮肤呼吸，哺乳动物冬眠与低体温以及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等方面发表研究论文50篇。
对刺猬冬眠的研究享有国际声誉。
曾致力于创建我国第一个理科生理学专业，为全国综合大学生理学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提倡理科生理学科研以细胞生理和比较生理学为主攻方向，对我国比较生理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赵以炳，字玑照，1909年3月3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县（今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老厦村一个地主家庭。
20世纪初，赵以炳的父亲受到时代洪流的冲击，一改封建家庭的专制旧习，任子女自由发展。赵以炳自幼酷爱读书。毕业于南昌市心远中学时成绩名列前茅。后申请奖学金进入当时培养留美预备生的清华学堂。1929年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理系学习，1931年获理学士学位，1934年获博士学位，并荣获SigmaXi会员称号。
1935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期间辗转后方，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0年转任中正医学院教授，1946年回清华大学工作并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院（今协和医科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院（今北京医科大学）生理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生理教研室主任，1987年12月26日在北京逝世。
赵以炳在致力于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他曾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1950―1954），中国生理学会主席（1950―1951）、理事长（1951―1954），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
1955年应邀出席全苏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和药理学家第八届代表大会，并在全体会议上作学术报告。1956年作为中国教育工会代表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同年被评选为出席全国第一次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1980年应邀参加国际冬眠学会成为该会会员。
赵以炳一生共发表各种著作97篇（卷），其中科研论文49篇，译著和生理学科普文章10篇，综述性科学论文6篇，教材和有关资料12卷，其他讨论性文章20篇。对我国生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享有较高的声誉。
得名师指点，择定生理学科
学生时代，赵以炳对自然科学各科有着广泛的兴趣，涉猎范围从天文、地理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在清华学校学习期间，他的物理学成绩尤为突出，人们以为他将专门攻读物理学，可是他对生物学也有浓厚的兴趣，20年代末，曾翻译过《水，空气和以太波同波纹》，并与彭光钦，杨葆昌合译《普通生物学》，这本书曾被当时的燕京大学选为教材。他是当时清华大学理学院长叶企荪的得意门生之一，叶企荪对赵以炳说，生理学是数学、物理、化学与生物学结合的产物，而各门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赵以炳听后豁然开朗，欣然选择了生理学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并取得了成就。
赵以炳治学十分勤奋。早在芝加哥大学生理系做研究生期间，他每年暑假都不休息，利用假期在麻省林穴（WoodsHole）海洋生物研究所进行科研工作。在此期间，他作为R-Lillie教授的研究生主修普通生理学，特别是原生质生理学，先后研究了电解质对鲎（Limulus）的心脏背中神经索自发节律的影响和电解质对蛙骨胳肌的作用。证明在解剖结构上很不相同的这两种组织对电解质的反应基本相同。这是具有普遍性的生理现象。上述研究共写了论文8篇。他超额完成了学位论文的任务，显示出他年轻时的才华和过人的勤奋。
开展肌肉渗透特性及皮肤呼吸等研究
赵以炳指导科学研究一贯强调要抓紧时机，就地取材去开展工作。1935年赵以炳学成归国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夕，华北局势极不安定，学校准备搬迁，但他仍然抓紧时间，使在国外学习的科研成果尽快在国内生根，开展了电解质对蟾蜍骨胳肌作用的研究，并开始探讨肌肉的渗透特性，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了8篇论文。1938年清华大学由长沙南迁昆明，赵以炳和助手仍不失时机地分别在北平、长沙和昆明测量了一批人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指标，研究了海拔改变对中国人红细胞等指标的影响。
抗日战争初期，赵以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当时科研条件十分困难，但他充分利用残缺的仪器坚持科研工作，把教学、科研开展得十分活跃。他就地取材对滇池盛产的蝾螈进行了一系列皮肤呼吸与肺呼吸的比较研究。证明蝾螈的肺是有效的呼吸器官，可以单独维持蝾螈的生命，从而推翻了当时某些国外专著中关于蝾螈的肺只是沉浮器官，没有呼吸作用的结论。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以炳返回清华大学任教，同时在北京大学等几所高等院校兼授生理学。当时清华大学一无所有，他调剂了三校的简陋仪器，把实验课和科研都开展起来。他选择刺猬为实验材料，因为这种动物在清华园内不难捕获，又有漫长的禁食期，不需要多花钱饲养。从1947―1951年，他探讨刺猬冬眠的生理变化和机理，先后写出关于刺猬冬眠研究的论文11篇。当时他的助手只有叶甲壬和一位工友。但他们竟能对刺猬冬眠的体温调节、呼吸、心血管活动直到生殖周期和实验繁殖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观测数据，并提出刺猬以冬眠和生殖相交替而组成完整的生活年度周期的崭新观点。全部工作靠的只是一套纪纹鼓和水银温度计等最简单的生理仪器。有些记录还是靠通宵不寐，守候在冬眠着的刺猬旁，精心观测得到的。赵以炳这方面的研究与当时国际上的冬眠生理学研究是同时起步的，发表的论文都属于国际上冬眠生理学的早期重要文献。国外有的学者称赞它们是冬眠的经典工作，有些结果至今还被冬眠专著所引用。
奠定了中国冬眠生理学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多年来，赵以炳一直坚持对刺猬冬眠的研究，但这项研究却遭到了多次冲击。在这些经历中，赵以炳表现出了一个科学家对自己所热爱的科学研究工作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1951年进行思想改造运动时，他的研究被批判为脱离实际的研究，于是，实验被迫停止了。但揭开冬眠之谜始终是他朝夕思索的问题。1956年教研室在广泛开展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以抑制的比较生理学作为研究的重点。赵以炳提出了冬眠抑制的课题，恢复了冬眠研究。但工作开始不久就遭到“大跃进”过激浪潮的冲击。1958年教研室结合临床实践的需要，开展了狗的人工低温生理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赵以炳观察到了深低体温应用在心脏和脑机能所受到的限制，于是他再一次提出是否可联系刺猬冬眠研究探讨突破这些限制的途径。遗憾的是随之而来的社教运动，又使这些计划迅速破灭了。尽管未能作出研究结果，但冬眠研究的实践意义却日益明确。这是一个对临床医学，乃至其他多方面的国家建设实际都有着美好前景的科研项目。赵以炳在报刊上写文章，到处周游讲学，宣传冬眠生理研究的意义和现状，畅想和预言冬眠将用于星际宇航，希望获得社会的支持，争取更多的学者参加本领域的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冬眠研究的基地几乎荡然无存，他的健康在灾难性的折磨中也被摧垮了！
1978年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明朗的春天。赵以炳了解到国际冬眠生理学的进展迅速，而我国冬眠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由于长期停滞已经远远落后。他十分感慨。但深信冬眠研究终将有用于国家建设。北京大学是我国唯一的冬眠研究单位，他感到自己虽然年老体弱，但肩负重任。1979年他组织了新的冬眠科研组，招收了比较生理学研究生，亲自讲授冬眠生理学课程，提出了新的科研计划，得到教育部的支持，列为重点课题。从此，一支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研究生十多人组成的冬眠科研队伍，迅速地成长起来；冬眠实验室也逐步用现代化技术设备武装起来，冬眠的机理研究也较深入地开展起来了。同时还扩大了与国际冬眠生理学界的交流联系，标志着我国的科研成果已踏上国际冬眠研究的学术舞台。这每一步进展与成就都与他的精心设计和具体指导分不开。有些工作甚至是他在病榻上完成的，反映出他献身于祖国科学事业的忘我精神。
重视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
赵以炳为培养年轻一代生理学工作者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他被调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教研室主任后，就致力于创建国内第一个综合性大学的生理学专业，对全国综合性大学生理学的教学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十分重视生理学基础课的教学，从1946年到1956年，他亲自讲授这门基础课达19遍之多。他历来主张讲课要精练扼要，不要只是单纯传授具体知识，重在启发学生思考理解，提高自学能力。
他十分重视提高教学质量，数十年来随着生理学的进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1953年他编写的《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成为教育部推荐的全国综合性大学交流教材。结合学科的发展，1958年和1966年他曾两次重新改写再版此书（1966年版未及发行）。1979年他又接受了教育部的委托，为综合性大学主编了《基础生理学》教科书。“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他的健康状况很差，仍然关心生理学基础课的改革，提出了改进理科生理教学的建议。他认为理科生理学教学的方向任务应该与医学院校的生理学教学有所区别。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理科的生物系应面向整个生物界或动物界。在教学中应以哺乳动物的器官生理学为主，比较动物进化过程中生理功能的演变和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生理功能的适应性变化，既要有传统的比较生理学和生态生理学的内容，也要讨论各种动物生理功能的普遍规律，即普通生理学和细胞生理学的内容。他认为综合性大学的生理学科研应以细胞生理学和比较生理学为主，以开发我国丰富的动物资源为己任，应反映出中国动物生理学的特色。这些都显示出他对祖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深切关心。
赵以炳十分关心青年生理学者的培养和成长。50年代他在研究巴甫洛夫学说，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进行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学习和实验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著有《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基础》教科书并主编有关杂志。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由全国各校先后派来的大批进修教师。他要求进修教师参加教学，独立进行科研，他亲自听他们讲课，还要求他们定期汇报科研工作的进展情况，并进行指导。
他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既严格要求，又耐心指导。他诲人不倦的态度使学生深受感动。这些研究生和进修教师现在分布在全国许多大学和科研单位，已成为具有独立教学和科研能力的骨干力量。在时隔几十年之后，他们还念念不忘赵以炳对他们的教导和帮助。
爱国，求实的思想风范
赵以炳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老一辈科学家。1948年底清华园解放前夕，赵以炳拒绝了美国亲友提供的全家赴美的机票（他夫人原是美籍华裔，全家都在美国），毅然留下来和全校师生一起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38年来赵以炳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科学研究的社会效益，有比较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他不赞成对基础研究做不合乎实际的否定；他反对把实验材料和政治思想倾向生拉硬扯在一起的错误做法；他不赞成用行政力量片面地拔高一种学术观点，贬低另一种学术观点。他刚正不阿，敢于坚持真理，对当时的一些错误倾向直言不讳，批评错误论点，坚决维护基础研究，包括冬眠生理学的意义和价值。他为他的学生们在这方面能获得比较正确的认识，曾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他十分欣喜在晚年又迎来祖国科学的春天，他虽长年卧病，但仍然十分关心教师成长、研究生的培养和冬眠科研的进展，他时时铭记在心的就是对祖国的科学事业以及对学生的历史责任。他临终前曾对主任医师说：“现在十三大开过了，全国形势很好，我的最后一个研究生的学习也安排好了，我的子女也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几方面我都放心了，我做人的任务也完成了……”。他的思想品德和他的业绩给学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蔡益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