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是中国科学家王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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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是中国科学家王淦昌。

王淦(读音“干”,四声)昌(1907—1998),江苏常熟(今江苏省常熟市)人。

中国核物理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专家组领导成员之一。他长期从事高能物理、宇宙线、等离子体物理、受控热核反应的研究工作,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王淦昌,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

1961年,王淦昌改名“王京”,心甘情愿隐姓埋名17年到原子城开展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从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再也找不到王淦昌的名字。

王淦昌先生曾先后两次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他在原子能院工作期间为核科技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贡献,激励着新一代的原子能院人不断进取。

作为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粒子物理研究事业的先驱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7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始终活跃在科学前沿,孜孜以求,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成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为后来者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想的只是工作,总有使不完的劲”

1950年,为发展我国的核科技事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就发端于此。近代物理研究所于1958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1984年又改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1950年4月,王淦昌先生被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副所长,与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彭桓武、杨承宗、何泽慧等共同着手筹划建设这所我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

从1952年到1956年,王淦昌先生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到1957年的“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明确规定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方向和任务,明确了5年内各方面工作的具体目标。

在这期间,王淦昌先生开始了他梦想多年的宇宙线研究工作——通过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粒子、研究其性质,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1953年到1956年,在王淦昌领导下,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站在云南落雪山建立,使我国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之初,实验条件相当简陋,王淦昌先生与其他科研人员因陋就简坚持实验。有一次在作云室温度控制实验时,也就是用电吹风加热多板云室时,居然把周围的木头给烘着了。当时实验方法之简陋、条件之差,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回忆起那段如火如荼的日子,王淦昌先生总是说:“当时,我们想的只是工作,浑身上下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对科学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憧憬,在王淦昌心中达到了美妙的和谐与统一。

1961年,王淦昌先生毅然放弃了基本粒子研究,奉命研制核武器。从此,他隐姓埋名17年,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表彰王淦昌先生的突出贡献,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年逾七旬 关注育人

1978年7月,王淦昌回到了阔别17年之久的原子能研究所,并担任了所长。这时,他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但是,为了中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这位古稀老人仍然不分昼夜地辛勤操劳。

科研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人才,为尽快恢复被“文革”破坏的科研体制,适应核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王淦昌先生担任所长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成立新一届原子能所学术委员会。

1978年7月,王淦昌先生主持成立了新一届原子能所学术委员会,这是原子能所的第二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学术委员会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晋升副研究员以上的科技人员进行考核和评议。通过严格考核,400多位科研人员晋升了高、中级职称,调动了科研人员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增强了全所的科研力量。与此同时,王淦昌先生还亲自出面邀请梅镇岳、黄祖洽、李林、王乃彦等科学家回所或来所工作。这些科学家到原子能所后,在中微子质量测定、核理论与核数据编评、用离子注入研究金属材料性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1981年12月,王淦昌先生与汪德熙、王传英、戴传曾等联名上书给原二机部刘伟部长并转张爱萍副总理,建议立即着手在原子能所办研究生院,并设二机部各方面专业所需的研究生课程。1985年,核工业部依托原子能院正式成立了核工业研究生部。

王淦昌先生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原子能所摆脱十年动乱的影响,迅速提高科研水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改建基地 提高实力

中国原子能研究院101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改建,是王淦昌先生任所长期间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

1978年11月,经二机部批准,原子能所101重水反应堆停堆进行改建工作。改造旧堆的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在强放射性现场施工,保障设备和人员安全难度更大,王淦昌先生认真听取并积极支持专家的建议和意见。在工程进展的每个阶段,他都及时向主管所领导和工程负责人了解情况,并对安全防护工作提出要求。1979年12月28日晚,101堆新内壳吊装入堆就位,70多岁的王老不顾年迈和严寒,亲自到现场查看。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努力,1980年6月27日凌晨5时5分,改建后的反应堆试运行安全达到临界,101反应堆改建成功。

改建后的101反应堆,技术性能超过老堆设计指标,最高功率提高了50%,而总投资却只有建设一个新反应堆的1/10,这项工程先后获得国防科工委重大成果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重水反应堆改建成功后,王淦昌先生非常重视在反应堆旁开展堆中子活化分析工作。他积极支持成立中子散射应用研究室,支持原子能所与中科院物理所共同与法国原子能总署合作,在101堆旁建造冷中子源,并开展凝聚态物理研究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原子能院已经成为我国唯一的中子散射实验研究基地和重要的中子活化分析研究基地。

夯实基础 再创业绩

1979年4月,原国家科委、国防科委批准在原子能所增建从美国引进的一套串列加速器及相应的辅助工程。这是继上世纪50年代重水堆和回旋加速器之后,原子能所最大的一项工程建设,对改变原子能所的科研设备面貌、提高科研工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王淦昌先生对如何利用好这套设备极为关心,他积极支持关于多安排一些束流管道,以更好地利用串列加速器开展核物理研究工作的建议,并建议成立学术委员会,审查、选择优秀题目开展研究工作。王淦昌先生还与核物理学家赵忠尧、施士元、徐躬耦、胡济民、黄祖洽等共同提出,串列加速器的特长是核反应基础研究,尤其是精细工作。

1985年5月,串列加速器实验室终于在原子能院建成。经王淦昌先生与钱三强先生等科学家的共同努力,1988年12月,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正式成立。

多年来,利用这台加速器,原子能院的科研人员在重离子核反应、加速器质谱计分析等方面取得了优秀成果,并首次发现了新核素钌—90,建成了国内第一条放射性次级束流线。

重水反应堆的改建成功和串列加速器的引进,为原子能院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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