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最早条约文字“侯马盟书”由陶正刚等考古工作者主导挖掘研究
郭老鉴定：神秘盟书轰动世界
郭沫若先生鉴定完后，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说三声：“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又对王冶秋讲：“这是春秋时期的盟书啊！古书中提到过，但从没见过实物呢！”并以其四川口音大声喊道：“好的很！这个发现很重要啊！”
他指出，侯马出土的文字资料文物就是《左传》、《史记》等古籍中古人常提到的盟书，也就是古代人们在某种政治斗争后订立的约信文书。郭老一锤定音，亲自将其命名为“侯马晋国盟书”，还表示要写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郭老所写的《侯马盟书试探》。
这篇文章的发表，给了张颔一个很大的启发，以后他就根据“盟誓”这一线索从历史上进行考证。
消息一经公布，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一时间让众多考古家和历史学家激动不已，纷纷研究盟书，对其时代、事件及主盟人提出自己的观点。侯马盟书的发现，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央和省主管部门领导和专家的重视，这为后来的整理研究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其实，在侯马盟书挖掘之前，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曾三次出土“沁阳盟书”，但因存世太少，且有散失，未引起考古界关注，而侯马出土的带字盟书是一个研究盟书的极好机会。
晋国是周代的重要诸侯国家，铜器铭文或文物上的文字资料奇少，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发掘晋国晚期都城新田——侯马市晋国遗址起，10余年基本很少见到有关文字资料的出土，大家天天盼望的文字资料终于第一次在自己的手上发现了，并且文字内容丰富，字数数量多，篇幅又多……
而春秋晚期，正是血雨腥风的年代，周王室名存实亡，各诸侯争权夺势，大肆杀戮，使社会变得礼崩乐坏、诚信缺失。诸侯国间为保证某些利益，常常聚集一处，结为同盟，并写下盟书。《春秋》、《左传》中记载，春秋时期的盟誓活动约200次，足见其盛行。遗憾的是，史书中对盟书内容的描述很简单，人们对盟约制度的细节仍知之甚少。
于是，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个人开始对其进行研究。经过悉心整理、反复琢磨，最后也认定这正是盟书，由此拉开了破解神秘盟誓之谜的序幕。
盟书又被叫作载书，中国古代为了某些重要的事件，会举行集会，制定共同遵守的公约，并对天立誓，表明谁也不能违反天命，否则便会受到严惩。参加盟誓者要在祭祀坑边杀牲取血，用毛笔蘸血，把结盟的誓言写在玉片或石片上，这就是所谓的盟书，然后再把盟书放在用作祭祀的牛、马、羊身上，埋藏在地下。
盟书必须一式两份，一份埋在祭祀坑中，一份藏在盟府。在侯马发现的盟书，就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份。
但是，侯马盟书上的文字与古籍记载的情况不同，它不是蘸牺牲血写的盟文，而是用朱砂写的。不知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由鲜血改为了红色朱砂书写。郭沫若先生认为，可能到春秋时期前后，就已改用朱砂了，毕竟用血在玉、石上写字的缺点很明显。
侯马盟书的主盟人是谁？他们为何而起盟？其仪式又是怎样的呢？
1966年，就在大家准备深入研究、全面考证之时，“文革”却开始了，“十年浩劫”中断了这项工作。期间，张颔成了“走资派”、“反革命”，长年挨批斗，遭受迫害，被打入“牛棚”6年之久。幸运的是，在“文革”当中，所有的侯马盟书并没有遭到任何损坏，而是被集中装箱，堆放在侯马文管会陶正刚宿舍里，后又转运到太原文庙后面的一间旧房子里。
它正默默地等待着“伯乐”前来，一解这千年之谜。
对比铜戈：盟书揭开“赵孟”面纱
时光在流逝，到1973年，盟书出土已逾八年，对盟书整理工作的搁浅，众人心急如焚，虽向有关方面呼吁，但难以得到响应。到了这一年的秋天，终于有了一个开展工作的转机，当时任国务院图博口副组长、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来到山西，先到大同检查云冈石窟，为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蓬皮杜总统参观石窟做准备工作，又绕道五台山，来到太原。张守中得知这一消息后，给王冶秋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让人转交面呈，大意是说“侯马盟书出土已久，一箱箱标本均在太原盼着王冶秋同志有空能过目，希望能对盟书整理工作给予支持”。数日后，王冶秋明确指示，要尽快整理出版，把材料公布于众，便于学术界共同研究。
事后山西省有关领导及时召集会议，抽调人员，成立了侯马盟书整理小组，由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人参加工作，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工作房间也作了相应调整，从此侯马盟书的整理编写工作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良好环境，大家的心情亦无比愉悦。
但是，张颔还关在“牛棚”，被强制劳动，他能否正常参加工作呢？这还是个谜。陶正刚为此专程跑到省委宣传部，找到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卢梦，卢梦经过思考后，冒着风险，同意张颔参加盟书整理小组，这才让张颔与侯马盟书得以“重生”。
从此，张颔一下子被解放出来，其投入工作的愉快心情和实干劲头是不言而喻的。
他们热情高涨，为了查阅书籍、核对材料、专题访问，奔波于北京、太原、侯马之间；为了正确释字、科学考证、准确临摹，有时竟至废寝忘食；为了一批科学数据的取得，往往要埋头苦干几十个日日夜夜；为清洗盟书上面的浮泥，张颔和陶正刚二人的手在水中泡得白肿白肿的。
有时，因某个疑难问题不得排解，有的人竟急得落泪；有时，因工作胜利告一段落，大家又不由得昂首齐声高歌。
侯马盟书里写了什么呢？在查阅古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大家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张颔具体分工撰写盟书的释文和考证，他依据盟辞内容的不同，将盟书分为六大类。同时，陶正刚分工撰写“侯马盟书及其发掘与整理”，张守中负责临摹。
盟书文字笔画细小，出土日久，潮气尽散，朱书笔迹多有褪色，观察原件时需要有强光照射，并以试管滴注清水于字面，以重新复原文字的清晰度，还得用放大镜来辅助观察。
为了临摹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摹本，张守中经常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眼睛长时间在强光之下，十分劳神费眼，最后落下了早早视力衰退的毛病，令人为之心疼。
毕竟，这些古文字读来深奥艰涩，通过一年多艰苦钻研，他们终于将神秘文字破译了出来。
1975年末，他们将定稿送到北京。为了把侯马盟书文物资料拍摄好，照得清晰明亮，达到国家一流水平，还把全国著名的摄影大师、专门给毛泽东主席照相的吴印咸老师请出山，来给盟书照相。吴老当时已年逾古稀，两鬓白发苍苍，仍然坚持每天八小时工作，前后数月，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令人佩服、崇敬。
3.5公斤重的考古巨著《侯马盟书》于1976年问世，其价值远远超出了盟书本身，很快就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对盟书的科学研究，解开了许多史书中记载的疑惑，使史学家们触摸到了真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