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一个走完长征路的台湾共产党蔡孝乾最后做了叛徒

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盲目乐观

1933年，日共被日本政府查禁消灭。原本作为日共一个支部的台共，在中共的协助掩护下，总算得以存活。二战结束后，台湾重归中国版图，台共纳入中共党组织，成为直接受中共领导的省级党组织。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蔡孝乾向组织请调林英杰、洪幼樵和张志忠（台湾嘉义人，时在新四军工作）等人潜返台湾。

1946年5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在台湾正式成立，蔡孝乾任书记，陈泽生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部长。陈泽生和洪幼樵成了蔡的两个最重要助手。（抗战前陈泽生在左翼作家联盟时就加入了中共，奉命随蔡来台时，已是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洪幼樵抗战时在福建打过游击，具有武装斗争的经验。）7月，蔡孝乾回到台湾，开始全面主持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工作，地下党正式在台运作。

由于蔡孝乾离台已有十八载，家乡人事全非。他对战后初期台湾的政治和社会情况颇为生疏，因此只好侧重于联络老台共党员以发展组织，但成效并不显著。据国民党情报治安部门公开出版的资料显示，迟至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爆发前夕，台湾省工委所招收的党员不过70余人，在起义中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此后组织发展迅速。截至1949年底，所属党员已达1300多人。

1949年时，以蔡孝乾为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一面采用合法的统一战线的路线，将组织渗透到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里面去，发动工潮和学潮，引起台湾社会秩序的动荡，以孤立国民党的统治；一面想采取游击战术，利用台湾人民的反蒋情绪，在各地建立武装组织，即成立“武装工作队”发动起义，夺取政权，来达到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目的；同时在党的建设方面，积极发展组织，借以壮大队伍。

随着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台湾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春，中共台湾省工委向各级地下党同志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中共台湾省工委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1950）4月最为适当。”1949年12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又发出了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指出：“台湾的解放更接近了，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为期是不远的。台湾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台湾组织的任务是很迅速很切实地来准备力量配合解放军作战。”

“老郑”第一次被捕，记事本暴露“吴次长”

但是局势很快急转直下。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台共地下党员。

1949年7月，有人捡到一份台共刊物《光明报》，转交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蒋介石大为震怒，限期破案。高雄警察局很快抓到4名持有《光明报》的台大学生，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约谈4名学生。学生戴传李承认，报纸是从妹妹戴芷芳处所得，而戴芷芳的上线是基隆中学校长、台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光明报》就是基隆市工委的宣传刊物。谷正文马上逮捕了钟浩东，并搜出《光明报》的印刷器材及宣传资料。钟浩东被捕后自知一死，慷慨地说：“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

夜以继日地讯问，让钟浩东濒临崩溃，恍惚间，他反问审问他的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老郑怎么样？”这句话犹如导火索，引发了另外44名地下党员的被捕。钟浩东及其夫人蒋碧玉，以及部属罗卓才、张奕明等7人在台北被枪决。

“老郑”就是蔡孝乾，但钟浩东并未透露谁是“老郑”。这引起了谷正文的警觉，意识到“老郑”是个大人物。很快，台共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党员李汾被保密局特务抓捕。

谷正文为了“钓大鱼”，故意释放了李汾。1949年10月中旬，为求自保的李汾悄悄回到保密局高雄站送情报。李汾告诉谷正文，他的上级和他约好，10月31日在高雄市农会前碰面。这样，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捕。特务在陈泽民身上搜出记事本，里面又出现了“老郑”的名字。陈泽民不愿意供出老郑是何许人，只说他见过老郑几面。特务刑讯逼供，陈泽民熬不住，被迫说出了老郑落脚处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保密局立刻派出一组人员在屋内外隐秘处轮班守候，埋伏了整整一个多月没有任何结果。

在高雄逮获陈泽民以后，保密局又把矛头指向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1949年12月29日，张志忠在台北万华区老松公园被捕。1950年1月29日，化名“老郑”的蔡孝乾被捕。“老郑”只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却要求提供美餐。被称为军统“活阎王”的谷正文晚年曾撰写《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一文，在文中他回忆第一次审讯：“当时，蔡孝乾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中年男子，在他心里，总认为共产党很快就会将奄奄一息的国民党赶入海中。而在解放台湾的任务上，居功最大的，无疑地便将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无法相信自己竟会落入国民党手中这件事。”

谷正文承认：“我并不期望这种友谊攻势很快就能收买蔡孝乾，因为我了解，他和台大四名学生不同，他的党龄很深，党性很强，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点之前，友谊攻势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过，我并不心急，只要他——我直觉他若不是台共的头号领导人，至少也是领导人的左右副手——在我手中，肃谍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谷正文认为，“老郑”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天天给他买饺子。一周后，“老郑”终于说出“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的话，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老郑”又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的一个据点。立功心切的3个小特务便让“老郑”带路，结果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老郑”突然跑掉。

蔡孝乾被捕时，公文包里记事本上的一串名单中有“吴次长”三字，“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直接暴露。由于吴石身居高位，又与保定军校同学陈诚及时任参谋总长的周至柔是莫逆之交，保密局并未轻举妄动。

蔡孝乾叛变后，保密局还在他身上一张拾元的新台币钞票上发现了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便是他直接联系的华东局特派员朱枫。

1950年2月底，保密局特务闯进吴石寓所，称有人指控他是共产党，请他去队部问话。吴石当面驳斥，特务搜查后带走其夫人王碧奎。

经讯问，王碧奎承认“老郑”曾多次到吴家，吴石的地下党身份暴露。1950年3月1日，保密局正式逮捕吴石。

吴石是如何潜伏进国民党高层的呢？1947年至1948年间，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中将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倾向革命。同乡好友、地下党员吴仲禧介绍吴石参加进步组织“民联”，直接受中共地下党员何遂（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领导，单线联系。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吴石亲笔写信给他的学生、“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吴仲禧到任时，出来接待的李树正见信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部队驻地、番号、兵种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托病回后方就医，赶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汇报。

1948年秋，白崇禧、陈诚指示将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保存的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运送台湾，吴石对此表示反对，建议暂移福州，理由是福州有“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之利。吴石当时已知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将这批绝密资料悉数献给新中国。于是吴石派随从参谋王强等人押送，于1948年12月下旬将机要档案运抵福州，保存在于山戚公祠大殿内。

1949年5月吴石正式到任后，国民党高层又电促速将福州存放的军事机要档案运台。吴石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充数运台交差。同时，他又下达紧急命令，将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藏匿。

1949年6月，蒋介石亲自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固守福州、协防台湾。吴石成功阻止了蒋介石提出的在福州修筑半永久性城防工事的方案，使市民免遭劳役之苦。他通过谢筱廼送出许多重要情报。

1949年7月，吴石经广州辗转香港，找到吴仲禧，告知：他已被调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仲禧曾请他考虑，如果不去，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为了避免嫌疑，他将携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一同去台，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保存无损的298箱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在笔记中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络人，这是隐蔽战线的大忌。作为老资格台共领导人的蔡孝乾，是不应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的——他的这一低级错误让壮志未酬的吴石付出了血的代价。

不久，谷正文得知逃跑的蔡孝乾躲在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他的特务去查找。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特务一看，正是“老郑”。原来蔡孝乾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1950年3月中旬，蔡乾第二次被捕，马上叛变，愿交代所有地下组织。他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让已同他姘居两年的16岁的妻妹马雯娟来监狱同住。谷正文满口答应。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供出了分布岛内各地的地下党员名单，其中包括华东局特派员朱枫。那么，朱枫是如何来台的呢？

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攻击金门古宁头，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连续两次失利，使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华东局社会部对于派谁去台湾执行这一任务颇费心思。女情报员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

朱枫忠诚、机警、成熟，她的继女陈莲芳和女婿王昌诚住在台湾，而且王昌诚又是保密局电讯处处长，他们一直不知道朱枫的真实身份。但华东局社会部有关领导却对此犹豫了好一会儿。因为他们深深了解朱枫十余年来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的经历——在她即将从香港调回上海，实现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又让她担此风险，于心不忍。但也确实没有别的合适人选。

组织经过慎重考虑，终于找她谈话，并征求她的意见。朱枫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1949年10月，朱枫给丈夫朱晓光写信：“我常想念你们，只要脑子一有空，无论在船上、车里，或在夜深人静时，都念念不已……我彻底体验到‘人非木石’这句话的真义。”去台湾执行潜伏任务前，她以“兄”的口吻写信向朱晓光告别：“兄尚须去菊处小住，须两月方与妹聚首……个人的事暂勿放在心上。”

朱枫到台湾后，住在女儿女婿的基隆家中。第二天，蔡孝乾到基隆与朱枫见面。几天后，朱枫又见到了吴石。在台期间，朱枫与吴石前后7次秘密会面，吴石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绝密情报拍成微缩胶卷交给朱枫。朱枫又按约定把这些情报交到中共华东局社会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上一位大副手中，顺利转到了华东局社会部和总参作战部。40多天后，任务完成了。此时，朱枫接到上级指示，命她速回。她买好了回香港的船票，还托好友给上海的家人带去一封即将返回的信。不料，这封信竟成了朱枫的绝笔。

蔡孝乾被捕后，供出朱枫特派员的身份。这时，朱枫已凭借吴石签署的特别通行证，潜回舟山。毛人凤立刻致电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立即逮捕朱谌之，押解回台湾。保密局对朱枫实行“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劝降方针，但朱枫始终不曾屈服。保密局的报告在提及朱枫时这样写道：“……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

据不完全统计，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共有400多人以“匪谍”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台湾省工委成立以来的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1950年春夏，中共台湾省工委重要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蔡孝乾、张志忠、林英杰、计梅真等，全部被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此后，中共台湾省工委下属组织全部破坏，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

1952年4月25日，重整后的台湾共产党在苗栗山遭到破坏，400余人被捕。从此，中共在台湾的活动转入低潮。同时，中共台湾省工委在台湾建立的武装基地也遭到破坏。最后一个“鹿窟武装基地”隐蔽坚持到1952年，在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的进攻下也被摧毁。

监狱里对蔡孝乾展开“批判”，为时已晚

中共台湾省工委之所以遭受如此大破坏，有对解放军渡海时间估计过于乐观和岛上回旋余地小等客观因素，但主观指导失当及领导者个人品质是主要原因。保密局档案在“蔡孝乾案”中的“对本案综合检讨”说：“……共匪各级组织与忠实程度均不够，一经破坏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时，亦时断时续，迄‘台湾省工委会’破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又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蔡孝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因台湾当地的经济水平远高于大陆，他开始痴迷于生活享乐，热衷于联络台湾当地上层工商人士。

妻子去世后，蔡孝乾便同14岁的妻妹马雯娟同居，钱不够花时便挪用组织经费。1949年，蔡孝乾竟向台湾一些富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声称赞助经费的话台湾解放后必予关照。

谷正文在回忆中还提到了蔡孝乾被捕后的情况。他说，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几名地下党干部被捕之后，曾在牢房中集体批斗蔡孝乾。张志忠指着蔡孝乾破口大骂，指责他生活腐败，引诱14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谷正文在评论蔡孝乾时说：“一个人说话是不是诚恳，从他的双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而蔡孝乾被捕后的最初几天，应讯虽然大方，但是眼神却闪烁不定，所说的内容大抵不着边际，这点，我暂时不与他计较。从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质生活，这种人，如果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谷正文在评价台共失败原因时说：“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

蔡孝乾于1982年在台湾因病逝世，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