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知的最早的词总集是唐词抄本《云谣集》

20世纪初在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的敦煌藏经洞石室发现的《云谣集》及其他敦煌曲子词，原题为《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是现存最早之唐词抄本集子。

传统文学史家多以后蜀广政三年（公元940年）之《花间集》为中国第一本词曲集子。自晚唐抄本词曲《云谣集》卷子此卷出，经学者考定，至迟当在“金山天子”与后梁同时，其时均在922年之前。

《云谣集》成为中国已发现的现存最早的词总集，为中国的词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色彩

云谣集》本身的辑录、校勘，和敦煌曲子词的汇集整理、理论，这些研究工作本身就是20世纪唐五代词研究的一大收获，而且随着敦煌曲子词研究的深入，也使词的起源、词与音乐之关系、民间词与文人词之关系等词学本体问题的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

《云谣集》的辑录和校勘

《云谣集》在国内的最早发现，是在1909年。当时法国敦煌学家伯希和从法国寄给罗振玉一部分敦煌写本的照片，其中就有《云谣集杂曲子》，但罗氏并没有将之公布于世。

1912年日本狩野直喜博士欧游时录得斯坦因部分敦煌写卷，大约在1919年到1920年间，他寄给王国维敦煌曲子词三首（即《凤归云》2首，《天仙子》1首），8个调名。王国维看到录文后，写有《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又撰《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

同时，罗振玉在看到狩野所录文后，又函请伯希和抄寄斯坦因卷全文。1923年冬，伯希和从巴黎寄来《云谣集》写卷残本凡18首作品的胶片，罗氏始于次年（1924年）正月将之收入他编印的《敦煌零拾》中。这是国内的第一个《云谣集》的刻本。

又董康此间旅游伦敦，得录斯坦因所劫本（斯1441卷）归。此卷题曰《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然写本残缺，仅存18首。朱祖谋得董康所贻伦敦本，复取伯氏寄于罗振玉本参校之，于1924年刻入《彊村丛书》。这是国内的又一个《云谣集》的早期刻本。

然而，罗本和朱本均仅18首。稍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半农）游学巴黎，得阅伯希和所劫敦煌写卷，抄录其中珍异者回国，于1930年汇刻为《敦煌掇琐》，其中亦有《云谣集》残卷（伯2838卷）及其他敦煌曲子。此卷亦题《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残存14首。

朱祖谋取刘抄巴黎本以校董抄伦敦本，除去开头《凤归云》2首重出外，余12首均为伦敦本所缺，二本缀合，正得30首之数。朱氏“大喜过望”，遂嘱龙沐勋与杨铁夫参校写定，欲补入《彊村丛书》。适逢淞沪战火，而朱亦旋即去世。

故延至1933年，龙沐勋辑《彊村遗书》，方将《云谣集》两个残卷合刻为一本，以完成朱氏遗愿。这是国内的第一个《云谣集》的足本，在《云谣集》研究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此后，直至四十年代，又有郑振铎的《世界文库》本，冒广生的《新斠云谣集杂曲子》本、唐圭璋的《云谣集杂曲子校释》本等出现。王重民则在这一期间完成了他的《敦煌曲子词集》的校辑工作，其中的中卷即为《云谣集》。

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正式面世，任二北先后编著的《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饶宗颐编《敦煌曲》等，均将《云谣集》完整收入。而俞平伯的《读云谣集杂曲子〈凤归云〉札记》、张次青的《敦煌曲校臆补》、蒋礼鸿的《敦煌词校议》、孙其芳的《云谣集杂曲子校注》、唐圭璋的《读词三记-“军帖书名年复年”》等，对《云谣集》或其中部分词作进行校勘和注释，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云谣集》诸问题的讨论和考证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学界都是在做《云谣集》版本、文字的校勘、考订工作。但是，由于各人的角度不同，学力有别，不少学者在从事校勘、注释时又难以看到原卷或原卷照片，所以人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看法并不一致。不仅《云谣集》的写作时间、存词首数以及每词的句读、分片、字数之类如此，而且连敦煌所出《云谣集》写卷究竟有几个，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云谣集》的写作时代问题

严格说来，它应包括创调时代、作辞时代、选集时代和写本时代四个方面，但是早期治《云谣集》的学者往往混而论之。关于写卷的时代，斯卷不可考，唯伯卷写在僖宗中和四年（884）《破除历》背后，其同面上文所写者为金山天子之《杂斋文式》。

《云谣集》评价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有人对《云谣集》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朱祖谋曾为之“大喜过望”，并赞“其为词朴拙可喜，洵倚声中椎轮大辂”。

唐圭璋的《云谣集杂曲子校释》也认为“是诚千载不传之秘籍，而研究词学之大幸”。综合诸家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肯定了《云谣集》在词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第一，《云谣集》的发现和考订，解决了词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以南问题。它首先打破了《花间集》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词集的传统定论，而位居于《花间集》之前。其次，它为词的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学界逐渐接受盛唐时期民间词已经盛行，近体诗与曲子词早就分道扬镳，无有先后之承继关系，令词与慢调同起源于盛唐等新的词学观点。

第二 ，填补了一段重要的词史空白。传统的词学多研究文人创作，少有人关注民间作品。《云谣集》展示了一个与《花间集》、《尊前集》不尽相同的新的词学面貌，反映了早期民间词所特有的思想感情与艺术风格。

龙沐勋在《中国韵文史》中指出《云谣集》中“大率皆普遍情感，为当时民众所易了解之歌曲”。

唐圭璋的《云谣集杂曲子校释》则谓：“此集所收，亦自开元以来里巷之曲，所写范围与盛唐诗人所写征戍、闺怨一类相同。虽有俚俗之作，然亦有艳丽深厚之作，足与《花间》抗行。”

对于《云谣集》的艺术，虽然有人认为“语颇质俚”（王国维《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中语），“少含蓄之趣”，“为初期作品技术未臻精巧之证”。但多数学者持论较为客观、辨证。如唐圭璋从调与题合、令慢词兼有、单双叠并行、字数不定、平仄不拘、韵脚不限、平仄通叶、用方言、叙事等方面归纳描述了《云谣集》所反映的唐代民间词的一般形式特征。

郑振铎在《云谣集杂曲子跋》盛赞道：“抑其中作风尽多沉郁雄奇者，不全是靡靡之音。苏辛派的词，我们想不到在唐五代时候已经有人在写作了。这个发见，是可以使论词的人打破了不少的传统的迷障的。”

张锡厚《论〈云谣集〉的时代及其他》一文则从“内容之新”、“情感之真”、“意境之美”、“构思之巧”四个方面分析了《云谣集》风格的“尖新”，以及表现形式，语言运用的特点。

敦煌曲子词的整理与研究

在敦煌写卷中，除了《云谣集》，人们还发现了其他的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的整理和汇录　最早对敦煌曲子词进行介绍和辑录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在1913年作《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敦煌写卷《望江南》2首、《菩萨蛮》1首共3首曲子词的情况。

1920年，他又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上，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首次刊布此三首“唐人词”（ 《望江南》被王氏误题为《西江月》）的原文。

1924年，罗振玉在他编印的《敦煌零拾》中又收录了《鱼歌子》、《长相思》、《鹊踏枝》“小曲三种”及“俚曲三种”、“佛曲三种”。

1925年，刘复将其从巴黎伯希和处所抄录部分敦煌文献汇刻为《敦煌掇琐》，其中除了《云谣集杂曲子》尚收有其它敦煌曲子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事敦煌曲子词辑录整理的学者就更多了。如周泳先于1935年编《敦煌词掇》，收录当时国内所能见到的敦煌曲子词共21首。这是对《云谣集》之外其它零散的敦煌曲子词所做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汇辑校勘工作。

1950年代是敦煌曲子词整理的黄金时期。1950年王重民所编的《敦煌曲子词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又修订再版。该书分三卷，上卷所收皆为长短句曲子词，共108首；中卷为《云谣集杂曲子》30首；下卷所收为大曲词，共24首。这是第一部收录较多、校勘谨严的敦煌曲子词集，可谓是当时国内外敦煌曲子词整理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至今仍是研究敦煌曲子词极为重要的资料。

1955年，任二北出版了《敦煌曲校录》。该书也将所收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普通杂曲”，收录48调205首，又失调名22首，共计227首（其中《云谣集杂曲子》订为33首，其它作品194首）；第二类为“定格联章”，收录4调17套286首，又失调名1套12首，共计298首；第三类为“大曲”，收录5调5套共计20首。全书校录56调及失名10调总共545首作品，是对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的一个大规模的补充，而且该书将作品分为“杂曲”与“大曲”、“普通杂曲”与“定格联章”，也是对敦煌曲子词体式的研究的重大贡献。

1972年后，任二北在《敦煌曲校录》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敦煌曲的辑录，于1984年完成《敦煌歌辞总编》。该书共分七卷，收录作品1221首，尽管其中不都是“曲子词”，但也堪称是本世纪搜罗最为广泛、数量最大的敦煌曲子词的宝库，为敦煌曲子词的进一步甄选、考辨和汇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另外，张璋、黄畲编的《全唐五代词》卷七为“敦煌词”专卷，共收录494首作品，其中除《云谣集》外收有其它敦煌曲子词464首。1990年代初期，“全唐五代词”的重编被列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重点项目，由中华书局约请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等四人合作编纂，现已完成，交中华书局付印。

这部新编《全唐五代词》分“正编”和“副编”两部分收录敦煌曲子词，正编收录199首，为性质较为明确的敦煌曲子词作品；副编收录434首，为存疑待考的敦煌曲子词作品。共计收录可信及存疑的敦煌曲子词633首，可以看作是本世纪敦煌曲子词整理成果的汇总和提炼。
　
敦煌曲子词综合研究　在辑录和校勘的过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敦煌曲子词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进行分析和探讨。

这种理论上的探讨主要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

如王重民在其《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就对敦煌曲子词的内容和艺术作了很好的概括：“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当不及半，然其善者足以抗衡飞卿，比肩端己。

至于‘生死大唐好’，‘只恨隔蕃邦，情恳难中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等句，其真已唱出外族统治下敦煌人民的爱国壮烈歌声，绝非温飞卿、韦端己辈文人学士所能领会，所能道出者矣！”

夏承焘在《敦煌曲子词》也对敦煌曲子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较高的评价：“这些民间词，是写真实情感的好诗歌，它以清新朴素的风格影响着当代的诗人和词人，比起后来文人清客们的游戏消闲的作品，价值高得多；虽然民间词有些篇章在文字上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但是我们仍然应该重视它，因为它是唐宋词反映现实的萌芽。”

1980年代以后，学界从各个方面对敦煌曲子词进行综合探讨，产生不少较有深度的文章。总论敦煌曲子词的内容、艺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文章主要有：孙其芳的《敦煌曲子词概述》、高国藩的《谈敦煌曲子词》、汪泛舟的《敦煌曲子词的地位特点和影响》。

专论敦煌曲子词形式和艺术的文章则主要有：周丕显的《敦煌俗曲分时联章歌体再议》、柴剑虹的《敦煌写卷中的〈曲子还京洛〉及其句式》、梦初的《浅谈敦煌曲子词的艺术》、《从敦煌曲子词考词体的正与变》、叶栋的《敦煌曲子词的音乐初探》、张仲仪的《敦煌曲子词的审美特征》、乔力的《椎轮大辂：论敦煌词的创作特征与艺术本质》等。